感性与理性的变奏——论西方审美主义思想的衍变

审美主义作为一种回归内在、维护感性生存方式的思潮,产生于与理性主义的紧张对峙中.这种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分别是17-18世纪的基督教理性和启蒙理性.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张力中,审美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持续的反抗,由此将自身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当审美主义在20世纪确立了自身主体地位时,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审美主义的主要形式.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传统理性的祛魅与道德再启蒙——论赛博空间的现代性道德

当下对赛博空间的道德认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先验理性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局限,因而反对传统理性的道德预设,祛除人类理性对赛博空间的道德遮蔽,揭示赛博空间现代性道德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所担当的启蒙角色,将有助于赛博空间的道德发展回归其自身,注重当下的批判实践,也为现代性道德最终走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现代性的延续与启蒙理性的消长——评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

描述1949年之后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书可谓不少,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别有王新民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1997)、傅谨的<新中国戏剧史>(2002)以及董健、胡星亮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2008)等;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笨花》在回望乡土历史时出现疏离和冷落启蒙现代性现象,呈现出价值层面的革命理性认同、思维层面的对抗性消解及艺术层面的本土性回归等.这既与作者早年所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及父系家族精神资源的启动有关,也是作者的乡土情感及其去主体性的思维价值设定所决定的,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一些审美遗憾.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学创作活动中主客体之审美内蕴

文学活动作为人类对世界艺术把握的一种方式,不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创作主体总是通过对客体的审美判断和整体性的情感性评价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从而充分体现出文学创造的特殊性。     

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及改进策略--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作为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美育政策工具对促进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和美育功能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坚持从目标设定、任务规划、管理保障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完善,不断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但不可否认,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借助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通过构建美育政策文本内容和政策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环境型工具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显著;需求型工具的使用明显不足。为增强政策工具效用、促进美育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改进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注重三个方面:补足美育政策工具短板,发挥政策工具使用的组合优势;细化美育政策实施标准,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精准度;建立和完善美育政策补充调整机制,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历史与苦难的缺席--对形式主义文论纯技术主义倾向的反思

形式主义是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在文论史上的,它们所要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但客观地说形式主义仍然未能摆脱现代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窠臼,只不过它们把实证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落脚点放在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之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历史和苦难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本文拟从形式主义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为出发点来探讨形式主义文论的缺憾之处,并针对中国文学提出价值重铸的问题.     

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

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是在20世纪才成为政治学理论中的重大领域,但其重要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因素却是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数百年来积累的成果。不同的学者对于一般政治发展进程所作的理论概括都各有差异,然而种种政治发展理论大都可以归纳到制度理性化与文化世俗化两个方面。自阿奎那以来,包括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韦伯在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其思想无不体现在理性化与世俗化两个重要方面。     

从绍兴县漓渚镇看教育对农民现代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我国国情,以绍兴县漓渚镇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收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与个人现代性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在个人现代性的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则在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等方面表现较传统,以上特征在有无完整小学教育经历这分界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