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政府因素分析

日本于上世纪80年代推行了"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呈现出起步时间晚、推进速度慢以及改革不彻底等特点.其中"渐进式"金融改革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调整的滞后.而政府认知的迟滞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则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直至90年代中期"金融大爆炸"改革的出台,金融体制改革才得以实质性推进.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l Corruption

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彰显了现有金融监管模式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失败。次贷危机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严重失范滋生的金融腐败。作为一种规制金融信息披露、通过透明度约束降低腐败的需求与供给的监管方式,信息监管对于遏制金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制,可以以信息监管为中心,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努力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建设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监管资源,形成金融反腐防腐的强大合力。     

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稳定问题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巨额投资推动,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特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也会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造成冲击。在政策准备方面,政府要完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促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美国处理80年代金融危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短期利率急剧上升,导致金融危机,其采取的对策是降低利率,美国实行《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振兴法案》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良法案》后,金融监管的调整和变化及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对我国金融改革值得借鉴。     

论我国证券市场错单交易监管

证券市场错单交易的监管是我国证券交易监管的薄弱环节,在证券交易操作风险、证券产品的公共性和交易本身的负外部性普遍存在的环境下,滞后的金融监管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证券市场交易方式的发展变化和降低交易风险的需求。光大证券"8·16事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在前端买入控制机制、盘中交易取消机制、投资者保护机制,以及内幕交易追责机制等自律监管、政府监管和法律监管层面都存在重大缺失,是引发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鉴于此,从限制买入规模、设置异常波动的"断路机制"、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内幕交易追责机制,以及建设错单交易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和协调交易前、交易中和交易后的监管制度,应该成为错单交易监管改革的有效措施。     

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转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金融全球化促使转轨国家实行市场化的金融转型,与此同时,市场化的金融转型导致市场失灵。因此,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面临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如反对金融垄断,保证金融机构稳步经营,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职能;保障与金融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政府服务的职能;转变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的职能;推进金融中介重组,促进金融业成长的职能等。     

美国次贷危机根源探究及中国相关政策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包括经济、政治、法制等制度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酝酿次贷危机的深层土壤,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使次贷危机获得超级能量,金融工程将传统金融业这把双刃剑改造成了核电站,同时,房地产市场泡沫、金融监管的疏漏以及美国政府住房政策等,都是发生次贷危机的原因.对于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抓好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大金融监管并举,加强国际及区域金融合作.     

运用金融工程为西部自主创新拓展资金渠道

为西部自主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一项金融领域的系统工程.实践证明,金融工程方法是化解西部融资"瓶颈"的有效手段.本文对此提出,首先正确发挥政府资金的诱导作用,完善引导渠道;由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组成间接融资渠道,由多形态区域资本市场组成直接融资渠道;通过培育渠道网络,最终形成市场化持久稳定的投融资机制.     

试析近年日本的金融危机及金融改革

日本 9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其主要表现是 :不良债权大量增加 ;金融机构接连倒闭 ;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金融丑闻频繁出现 ;国际地位显著下降等。日本金融危机是其经济畸形发展与政府“护卫舰队”式金融行政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金融危机 ,日本政府加速了金融自由化进程 ,对金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 :加速金融机构业务自由化进程 ;增强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和决策的透明度 ;进一步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 ;强化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     

农村家庭信贷资金需求状况调查

农村家庭信贷资金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农户的生产与生活福利,进而对农业生产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如何为农户提供充足的信用供给渠道成为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和研究部门的共同课题.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渠道在中国农村地区并存,并没有证据显示两者存在可以相互替代的关系；其次,从需求的角度看,农户是否借贷以及从哪种类型的金融渠道进行借贷的决策取决于农户的生产规模和借贷成本；最后,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无论是正规金融市场还是非正规金融市场都没有完全发挥其潜在的功效,存在较大的金融抑制现象.     

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理论及实践的变化与思考

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致了金融监管理论及实践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其中理论变化的核心是金融监管应当化被动为主动,以弥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不足与缺陷,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流动性风险管理理论、监管范围理论、监管重点理论、危机救助理论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理论五个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在实践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监管职责、监管方向以及监管模式的转变上。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日本护送船队式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它对维持战后日本金融秩序的稳定、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日本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 ,护送船队式监管体制赖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在国内外重压下 ,监管当局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改革尽管标榜自由化 ,但是其金融监管仍与缺乏透明性及回避金融机构破产的政策紧密相连。直至 1995年东京共同银行的成立才标志着传统监管体制的彻底失败。日本开始向新型监管体制过渡。本文通过对 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监管体制从旧制度到新制度变迁历程的考察 ,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新型监管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广西县域金融发展的悖论关系研究

通过对广西县域金融的现状研究发现,广西县域金融发展悖论关系主要有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与县域金融规模收缩相悖,县域企业弱质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强化相悖,以及县域资金供给不足与大量信贷资金外流相悖等三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功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民营银行进军县域金融市场以及规范民间金融和完善金融生态等方面考虑。     

智能投顾领域的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

随着金融科技创新加快与财富管理需求激增,作为解决财富管理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智能投顾不仅成为资本追逐的风口,而且是金融创新的新方向。智能投顾是基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专业化投资顾问服务的新型理财模式。知识图谱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基石,是金融科技的“底层支撑”,并正在快速渗透到金融应用层面。随着知识图谱技术的发展和日渐成熟,国内的金融机构开始利用知识图谱开展智能投顾业务。本文在国内外智能投顾发展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投顾领域知识图谱构建的完整流程,并利用企业年报新闻文本等数据尝试构建面向投顾领域的小型知识图谱,以帮助投资者和机构解决资本系挖掘、风险预警等核心需求。     

金融机构监管视角的会计信息质量分析

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监管的不足及会计信息对金融监管的影响.金融机构有效的会计信息是金融监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之一,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运用也将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质量逐渐向相关性倾斜,并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深入,但本次金融危机表明,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与金融监管审慎性要求有冲突.当前,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仍以传统的存货款业务为主,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缺乏必需的市场环境的条件下,可靠的会计信息更适用于我国金融监管.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与准则制订机构也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     

日本“新金融行政框架”与不良债权的治理

在跌宕起伏的不良债权冲击波中,日本银行业历经考验并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政府注资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以2002年出台的"金融再生计划"为分水岭,政府注资对不良债权的治理效果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新金融行政框架"为标志的"强化监管+治理"的新举措在最终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广州的金融抗战之失陷前夕大撤退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广州各银行为主体的华南地区金融机构即"肩负经济作战之重任,以银行严整之阵容,运用金融之力量,与军事同时并进,贡献于国防和民生",在作出战时大撤退抉择后泰然自若,以极其简陋的交通工具成功突围,完整保存了华南地区金融的组织系统和金融实力。文章以第一手史料为背景,以全面抗战爆发到广州失陷为时段,从当时广州的经济金融秩序、战时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实情等角度,剖析了广州金融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论建立我国金融业的市场退出制度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是一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整个金融业的运作效率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迫切需要建立健全金融业市场退出制度。我国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环境、手段、方式和效果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差距与不同。因此 ,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营造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顺利实施的环境和基础 ,强化市场手段 ,采取强强联合的市场化兼并方式 ,同时还要提高存款人的金融风险意识 ,增强其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承受能力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金融危机治理:内涵、市场失灵、政府救济与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通过一定治理机制,实现金融危险向金融机遇的转化,是现代治理理论与金融理论有机结合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但是,由于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和金融风险调节的市场失灵,使得金融危机治理的政府救济成为必要.通过政府救济,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治理"无限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金融危机治理的"供求平衡".鉴于金融危机治理的公共产品原理和系统性原理,政府应时金融机构的金融危机治理成本进行补贴,建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健全金融危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采取综合的市场和非市场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化解危机,实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