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略论竹枝词

竹枝词是我国古代山歌,早期流行于巴东。文人仿作的七言四句体竹枝词类似十绝,但又不完全是七绝,古体、近体皆可,一贯并行不悖。它的特色是抒情性强,具有地方色彩,打上民歌烙印,富有民歌风味。应肯定文人学习、加工民歌,探索诗歌创新作路子的努力。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歌行体之范围及选材与命意

“歌行”有广、狭二义。广义之歌行泛指唐以前以“歌行”或“歌”、“行”命题的乐府诗,故可连称乐府歌行。狭义之歌行又称七言歌行,特指唐代及以后文人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创作的,具有和传统乐府相似的诗题,但又不用乐府古题的七言或兼有七言句的杂言古体诗,它是由古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种诗体。“选材豪劲,命意深远”是歌行体在题材及思想内容方面的特征。忧国忧民是歌行体经常表现的主题。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是歌行体的另一主题。     

论“花间”词调及其奠定的词体特色

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奠定词体特色与促成词体意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参照作为词源的诗体、盛中唐文人词调与宋代流行词调，对“花间”词调作综合统计与对比分析，可知有两大类词调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是基本律句主导类小令，包括纯奇字句式，从中唐起已占据文人词主流；奇偶句混合式，由《花间集》兴起，在南唐词中发扬光大。二是混合类小令，由《花间集》兴起，尤能彰显词体特色。“花间”词调特色由温庭筠奠基，主要表现为篇句短、韵密、偶字句增加，押换韵频率、句式长短、结构、声律更灵变。因此，“花间”词调以繁促著称，更擅写细美柔婉意境，能别于诗源，奠定词体本色，促成词体演进。     

论唐宋文人竹枝词的新变

巴楚地域竹枝词在唐代因受到诗人们的关注而得以广泛流播,其中尤以刘禹锡为著名。他用竹枝词写风景言风土,革新了竹枝词的俚俗语言和激越声调,使得竹枝词从鄙陋变为文雅清新,实现了对竹枝这种地方民歌的成功变革。宋代黄庭坚也创作竹枝词,他在刘禹锡变革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竹枝词的文人化倾向,他把文人的感兴与竹枝结合起来,用竹枝演唱诗词,使其诗文在民间广泛传播。这既扩大了他的诗文影响,同时也丰富了民间文艺的内容。从刘禹锡到黄庭坚,体现了巴楚竹枝词因文人的参与而逐渐雅化的演变轨迹。     

竹枝系列考

<正> 中国古典诗歌有格律体与自由体,格律体中又分齐言体与杂言体.在唐声诗与唐词的交汇点上,齐言体《竹枝》又分两句体与四句体,再加上杂言体《竹枝子》,就构成了历代学人为之争讼不已的《竹枝》系列.《竹枝子》为唐教坊杂曲,调名见崔令钦《教坊记》.但在敦煌石窟所藏唐人手写卷子被发现之前,一直未见传辞,由此人们往往把它与《竹枝》混为一谈.《钦定词谱》开篇胪列《竹枝》谱式,就从典籍上找渊源,误认齐言两体也是唐教坊曲.而清人王士祯在《居易录》中竟然说“《竹枝》本名《竹枝子》”,省言则为《竹枝》.敦煌写本     

汉歌的文体形态分析

汉代的歌是独立的文体，在原初文献中有明确的“歌”字作为区别。汉歌仍然依附于本事，延续了先秦古歌叙事的特征，又因为文人多用歌体描写个体生活，增强了文人歌的抒情性。汉代歌由杂言向齐言发展，宫廷盛行楚歌，句式集中在三兮二、三兮三、四兮三三种类型，前者与西汉哀辞有关，后两者对七言的形成起关键作用。民间以四言、三言歌为主，三言七言相杂与四言七言相杂的歌反映了七言成熟的轨迹。汉代有少量五言、七言歌诞生，但不占主流。汉代的歌一般短句歌押偶句韵，长句歌句句押韵。歌一般一韵到底，两句一转韵的歌集中在楚歌中。     

民间竹枝词考

竹枝词原为巴人民歌,其源头可上溯到春秋时期的《下里巴人》。竹枝词未必是由《下里巴人》直接演化而来,但它们同为巴人民间歌谣,必然在审美心理和文化内涵上有着相通之处。民间竹枝词最初和最主要的用途当是祭神。在发展演变中,即使是祀神之曲,其内容也多世俗化了。从风格上看,民间竹枝歌曲调多凄婉愁苦之音。从内容上看,以吟唱恋情为主,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当时的民俗民风。民间竹枝歌经唐代文人的大力仿作和提倡,《下里巴人》变为《阳春白雪》。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关于越中竹枝词

考订《竹枝词》之起源,《乐府诗集》云:“竹枝,巴歙也。”巴,即巴郡,在今四川东部,歙,即民歌。“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亩渐稀。”可见这种流行于川东一带的民歌,古已有之。及至唐代,《竹枝词》获得了划时代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对先前《竹枝词》采录和润色的唐朝文人,就是颇有见识的著名诗人刘禹锡辈。周作人也说过:“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     

明代民歌“竹枝”风貌

民歌"竹枝"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到唐代达到兴盛,宋元时代继续流传,明代仍传唱不衰。根据流传下来的明代文人竹枝词中对民歌"竹枝"的有关记载,可以勾勒出明代民歌"竹枝"的大体风貌:一、传唱地域主要为巴渝楚湘吴越一带,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二、演唱者既有女性也有男性,演唱环境多为月下水边。三、演唱内容以爱情为主,兼咏劳作,以苦怨为感情基调。四、音调上具有柔靡婉转的南音特征。明代民歌"竹枝"的盛行无疑会启发影响到明代文人竹枝词的创作。     

初论湖南牧牛山歌的格律和衬字衬词

湖南牧牛山歌(以下简称湖南牧歌)是湖南牧童牧牛时唱的歌曲。其格律有七言四句体、长短句间杂的四句体、五句体、六句体，一般都押韵，大多押平声韵，衬字、村词运用普遍。湖南牧歌中的盘歌多。盘歌内容丰富，对开启牧童思路和扩大知识面十分有益。盘歌多七言六句体，不少有“歌头”。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儿童无不喜爱牧歌，但现在搜集整理它的人员甚少，研究工作更是一块“空白”。     

时尚土风朝暮改——《草珠一串》所记清代后期嬗变中的满族习俗

“竹枝词”这种七言四句,专门描绘风土时尚的特殊诗体,在清代颇为盛行。描绘北京风土时尚的“竹枝词”,以乾隆末年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影响最大,继它之后写北京“竹枝词”的作者很多,其中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行的、满洲旗人得硕亭的《草珠一串》(<京都竹枝词>)尤具特色。     

《竹枝》歌声探微

查《竹枝》歌声,最早的记载是唐·长庆二年(822年),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的《竹枝词九首引》: 岁正月,余来建平,闻里中儿联歌竹枝……,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 如吴声……。 “黄钟之羽”,“末如吴声”(明·胡震亨《唐音癸鉴·卷十三》)是由哪些音组成的呢?还是先从“竹枝”、“女儿”在中唐时的读音说起。 据王力《汉语语音史》载:     

漫话溪州竹枝词

“竹枝”,原是流传湘鄂川黔边的一种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依据这种民歌的格调,创作了《竹枝词》共二十一首,遂成为唐代中叶以后风行的一种诗体.湘西土家族聚居各县,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左右,先后改土归流,汉文化大量传入,“竹枝词”这种诗体很快的被土家族地区文人所接受.永顺地区的一些文人(主要是土家族),写了大量“竹枝词”,总名曰《溪州竹枝词》.它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湘西土     

宋代书院办学特色述评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它肇始于唐,鼎盛于宋。从官民兼具的办学主体、修身养性的教育理念、自由开放的讲学风格、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四个方面着手,对宋代书院办学特色作了较为详细的述评。     

宋代书院办学特色述评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它肇始于唐,鼎盛于宋.从官民兼具的办学主体、修身养性的教育理念、自由开放的讲学风格、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四个方面着手,对宋代书院办学特色作了较为详细的述评.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