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续]

二、经济类 《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曰币余之赋。” 郑注:玄谓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币余,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 贾疏:云“玄谓赋,口率出泉也”者,按《大府》云九贡、九赋、九功各别;又见《司会》云“以九贡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令民职之财用,”贡,赋及功各别,赋为口泉也。是以郑君引汉法,民年二     

宋代榷盐制度述论

宋初,沿五代以来的旧习,盐的专卖仅为地方政府所主持。《宋史》卷181《志·盐》上曰:“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尤重私贩之禁。”可见,盐利是地方财政之主要收入。宋太祖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对“自天宝以后……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自赡,其上供殊鲜”的情况,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宋初削弱藩镇的基本政策是     

南宋四川历任制置使

宋南渡后,蜀去朝廷万里,“三军之司命,生灵之寿脉,皆系一帅”,(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代替中央在四川六十州行使节制大权的安抚制置使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弄清历任四川制置使的情况,对于理解蜀事的变化由来,关系极为重大。清代学者钱大昕曾以“四川制置”为题,详考绍兴以后历任四川制置使的姓名及其任职岁月,(《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为我们勾画了南宋四川制置的大体轮廓。吴廷燮继又编制《南宋制抚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更进一步充实了钱氏“四川制置”的内容,则南宋四川制置的考证日臻完善矣.     

陆贽的见识

《资治通鉴》载,唐德宗时,高居宰相之职的陆贽为政清廉,从来不收受任何馈赠。与地方藩镇官员交往,更是从不言利,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金代山东西路转运司使考察

金代转运司路制度,因袭辽宋,掌一路财税.金置山东西路等14路运司,主要职能为"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因"东平素号雄藩",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山东西路转运司置司东平,辖山东西路、大名府路的东平、大名两府与兖、徐、濮等12州.故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规模,履行职能、使官配置等方面,凸显出其在有金一代的重要地...     

唐宪宗朝藩镇政策初探

中唐以后,藩镇之势日强。自安史乱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王候者,皆出命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到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各地藩镇的割据环境和内部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唐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于是出现了宪宗平藩之举,使两河复为王土,相对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唐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中兴”局面。笔者仅就宪宗平藩时的环境,平藩的策略及对后唐时期的影响,做一点粗略的探讨。     

北宋溪州彭氏政权考

<正>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一带,乃是五代北宋溪州的所在.彭氏素有溪州,为当地最强大的蛮酋,统治长达一百三十余年.溪州又分上、中、下溪三州.另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受其管辖,称之“誓下”.“其诸州将承袭,必率蛮酋共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各文移辰州,州吏保明,止申铃辖区,然后以闻,而赐敕告、印牌,每隔江望拜阙庭而受恩.”“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皆自补置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     

北宋诗文革新中的苏轼诗词

《宋史·苏轼传》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苏轼:“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试论■德宗施政方略

<正> 唐德宗李适(742——805),代宗长子,公元779年,继位皇帝,805年病死,在位26年,是安史之乱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继位面临的仍然是藩镇割据问题.当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户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互相勾结,割据一方,父死子继,“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位厚薄,由其增损”.唐德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使唐王朝能够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其中央集权达一百多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大都认为德宗“姑息”藩镇,是一个昏君.本文试图根据当时的历史条     

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

李贺带着难言之隐而弢晦作诗的原因之一,据称与八关十六子有关。“元和之朝,外则藩镇悖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 (清代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 姚文燮“有《昌谷诗注》,多以史事释之。所谓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当处不可易也。”这是清代王琦在《评注诸家姓氏考略》中对姚文     

三苗之后与扶风窦氏：从《窦伯岁墓志》看唐代党项窦氏家族

横山出土之《唐窦伯岁墓志》主要记载了唐代夏州地区党项首领窦伯岁的家族世系,窦伯岁本人及其曾祖窦罗磨、祖父窦越磨、父窦铁山所担任的各种职官名号。墓志不仅详述了唐史史籍未载之党项羁縻州长宁州及党项酋豪窦氏家族,还反映了窦氏家族的身份认同、汉化风气及其对于晚唐夏州藩镇武力的渗透。     

西汉部曲初探

部曲,就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指士兵,但部曲的原始意义,却是一种军队的编制。《后汉书》卷114《百官志》说:“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事讫皆罢,……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是一种军队的组织形式,或军队编制的名称,即大将军所领的军队,其编制有部、曲、屯等各级组织,在各级     

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

《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永明)三年(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令邻里党各置一人,……四年,造户籍。分置州郡:雍州、凉州、秦州、沙州、泾州、华州、岐州、河州、西华州、宁州、陕州、洛州、荆州、郢州、北豫州、东荆州、南豫州、西兖州、东兖州、南徐州、东徐州、青州、齐州、济州二十五州在河南;相州、怀州、汾州、东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并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北。凡分魏晋旧司、豫、兖、冀、并、幽、秦、雍、凉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地为三十八州矣。     

岳阳地名源流考

岳阳,古称巴丘,亦名巴陵。上古属三苗国地,春秋属罗子国地。巴丘得名,与麇子国及东夷族人有历史渊源关系。晋太康元年（280）,晋平吴,始置巴陵县,改巴丘为巴陵,以巴陵名之;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首置岳阳郡,辖岳阳等6县,以岳阳得名。自此后州、郡、路、府、县、市,皆以巴陵、岳阳名之。     

宋代“军”行政区划二重制研究

军源于唐初,为防御蕃部扰边,政府在屯驻戍边处设置军、守捉、镇等军事管辖区。因军事需要而置的军自宋真宗朝以后淡化了军事色彩,但得到了保留,成为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宋代军不同于唐五代军的主要特征。宋代的军虽与州、府并列,但数量很少,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显得不成熟、不稳定。同时,存在“州级军”与“县级军”二重制,对此特殊性需要认真关注。州级军隶属本路;若降为县,则隶于州、府,军使兼知县。宋初所置与州并列的军大部分为太祖、太宗朝尤其是太宗朝所建;军的分布最突出的是北方、西北边境的河东、河北道、关西道。县级军两宋皆置,以南宋为多。另外,“军使”为官名,不是州之下、县之上的行政单位。     

试论唐代河北道政区的几个问题

唐代河北道共曾置州 6 8个 ,置县 2 4 8个 ,州可以分为权置之州和常设之州两类 ,县可以分为相沿入唐的隋旧县、唐复置之县和唐新置之县三类。不同类别的州县存在情况不尽相同。唐代河北道州县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变动调整、相对稳定、重新组合等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 ;而山川形便、历史传统、特殊时局以及地区经济等 ,则对政区的形成与演变起着制约作用。     

吴姓士族与东晋早期政治

一、吴士与东晋建立《晋书·王导传》云:“时帝为琅玡王,与导素相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徒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日:‘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段比较具体并多被引用的材料有两个不小的缺陷,其一是使一个复杂的过程过分简单,从而淡化了吴姓士族在东晋立国江南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夸大了王导的作用并置吴姓士族于极被动的地位。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略论唐宪宗与“元和中兴”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藩镇日益跋扈,形成藩镇与朝廷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藩镇各拥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各据一方;或互为表里,反抗朝廷;或争权夺利,互相攻战。藩镇之乱与社会其它诸矛盾交错发展,使唐王朝迅速衰落,以迄灭亡。其间,只有宪宗元和时期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局面。这个中兴局面何以能够形成?如何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之见。     

秦汉加官研究综述

加官，即在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其最早出现时间很难确定，不过，据《秦会要&#183;职官上》：“侍中，……诸吏……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候、将军、卿、大夫……至郎中，无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吏得举不法……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皆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