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生态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不是“神”,而是中华民族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生成方式的凝炼、概括和提升。中华“龙”文化的建构历程及建构机制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生命生长历程。从生命生成视角和文化建构视域来看,天地之大德日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构成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理念;其生命生成方式和文化建构模式是一种融合兼容、有容乃大的模式;其基本特性是优化创生性、开放性兼容性、协调和谐性、系统整体性、一体多样性。中华“龙”文化内蕴着宝贵的生命生态精神和生命伦理智慧,从生命生成的生态性视域解读中华“龙”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猪首龙构型的象征意义

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C”形龙,“因头部特征接近于猪,曾视为猪头龙”①。牛河梁积石冢等遗址出土的猪首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头部硕大,环体肥厚,双短立耳,大圆睛,吻部刻画多道皱纹。”②1.猪首龙产生的文化模式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告诉我们,对一种行为方式和一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必须找到其整体的文化模式,在这种文化模式的本质特性上去解释才能靠近它的本质。猪首龙产生于是东北地区的“女神文明”时代。据上个世纪的考古报告,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的女…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东文化战略思考

一、广东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战略目标社会历史发展现在正处在什么时代？将会过渡到什么时代？这些时代有些什么特征？对广东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什么挑战？这是我们制订文化建设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时代的划分来看，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前工业时代”，二是“工业时代”，三是“后工业时代”。在文化学领域，则有人把这三个时代分别表述为“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也有人把“文化时代”叫做“信息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炎黄文化溯源初探

著名彝族学者、民族学家刘尧汉教授在其专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进一步发挥其早期著作《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中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观点,认为“人类文化史上曾有过葫芦容器时代”;“葫芦里装着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龙、虎两部落”;“虎伏羲部落的遗裔     

近代文化研究与进化论人类学

顾晓鸣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87年第4期上撰文认为:〈1〉近代文化研究的发端是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是生物进化论研究的成果和伴随物。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和“性择”等研究,开了文化研究之先声.和达尔文同时代、并互有启发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斯宾塞,在把社会类比于生物机体的同时,持别指出了社会不同于生物机体的“超机体”的特征,并开始应用人种志的材料,     

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五龙”、“六龙”是潭溪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二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与凝聚.一方面,“五龙”、“六龙”为族群成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五龙”、“六龙”中又充满了分化与竞争,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又具有“减压阀”的功能,把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     

外向型汉英词典中“龙”的释译研究

龙与dragon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但人们一直把中国“龙”译成dragon,多数汉英词典及英语辞书把drgaon作为龙的唯一英译对等词。把dragon作为龙的英译对等词忽略了两者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含义,从而人为的在两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假的对应关系。对于译者而言,具有浓厚文化意蕴的词语,不仅要译出它的表层意义,更要准确再现其深层的文化内涵。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从龙的这一文化原型出发,国内辞书编纂者在外向型汉英词典中把Loong作为龙的释译对等词才是恰当而准确的。     

古代藏族的龙信仰文化

关於“龙”“龙”一名,系我国中华汉文化中的称谓,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藏族则名其为“鲁”,是原始宗教信仰中具有强大神性和丰富内容的一大神明。由於历史上藏、汉民族地域环境的不同,语言文字的各异,因而不仅称呼有别,且对其内容和形态的认识也不尽一致。首先,从中华汉文化中的龙说起。其实,龙并不是实在的动物,它是中国古人幻想或虚拟出来的,却也奇怪竟然虚构的那么真实,如此显活。《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易·乾卦》：“飞龙在天”、“或跃在渊”、…     

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2004年 10月, 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的学术专著《龙与鹰: 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硕果。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鹰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的标志。这两个国家自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以来, 已经走过了 200多年交往的历史。期间, 既有平等互利的早期岁月, 又有侵略与被侵略的百年沧桑, 还有严重对抗的“冷战”时代,至于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常化轨道, 那已是 20世纪下半期的事了。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节拍, 恰好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农业文明进入工业…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

龙文化·义利观·现代化张子琳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龙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象征。这是因为龙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一种理想。龙是天德。《易·乾》：“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群龙无首”，“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云从龙”，“龙德而隐者”……...     

龙为树神说——兼论龙之原型是松

长期以来,中外研究者对龙的原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产生过“恐龙说”、“外来物说”、“龙卷风说”、“扬子(?)说”、“雷电说”、“华夏图腾说”等不同说法,其中“华夏图腾”说流行最广。最早持此说的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图腾糅合而成的综合体。这种说法自有其难以置信之处:一、从人类学报告与论著看,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尚未见到以虚拟生物作为图腾的例子。二、在原始社会,不同的图腾部落合并后,一般是人数较少或较     

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之比较研究

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之比较研究苏开华龙究竟是何物？在以往关于龙文化的林林总总的各种解释之中，最权威、也即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便是“图腾说”。图腾学说是个舶来品，这种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契合起来大可怀疑。本文试图对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作一比较，来...     

中国龙与《周易》学说

主持人的话一个新的千年的到来，人类ＺＩ世纪的第一年头，正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龙年（庚辰年）。当此“总把新桃换旧符”之际，笔者不期然想起象征着中国文化之本源的古代哲学经典《周易》一这是一部展示远古时代中国龙的哲学、龙的思想、龙的精神、龙的情操的震古烁今的...     

纳兰成德“觇梭龙”新探

在纳兰成德的十年侍卫生涯中,多次离京活动均属扈驾巡幸,只有“觇梭龙”这一次是奉命出使巡边的。徐乾学回忆说:“君自以蒙恩侍从,无所展效,辄欲得一官自试,会上亦有意,将大用之。”“觇梭龙”虽够不上“大用”,也可以算一次“自试”“展效”的机会。研究纳兰这次“觇梭龙”活动,对研究纳兰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研究“觇梭龙”的材料,是张任政先生写于1930年的《纳兰性德年谱》。自他提出纳兰“八月奉使梭龙”、“梭龙在黑龙江,一作索伦”之后,李勖等亦沿是说,至今尚未见异议。奉使黑龙江之说是否已成定论呢?值得重新考虑。据我们初步探讨,纳兰“觇梭龙”,是去西北直至碎叶城,并且是独自奉使。下面从三方面试作论证。     

视觉文化“围剿”与小说“生存危机”

视觉文化以其“直观性”、“娱乐性”和“消费性”占据了当代文化的“统治”地位,并进而对小说的生存形成了全方位的“围剿”,图像思维和商品消费逻辑所主导的文化强制力使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发生有别于印刷时代的新变,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小说文体为了适应文化环境所做的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也是小说生存危机的表现。小说创作中的“经济主义”、小说读者的“去精英化”以及小说文本的“幼稚化”倾向,都是小说在视觉文化统辖下面临危机的典型征候。小说所追求的生存关注和生命反思的精神正在失落。‘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容否定

每当社会变革时,怎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争议的“热点”。全盘否定论便是其中极端,《河殇》是它的登峰造极者,它把中国民族文化象征物龙、长城等,斥之为“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弱”;断言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及其“内陆文化”,“不能根本性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竭力鼓吹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海洋“蔚蓝色”文明,有“惊异的活力”,能使中国内陆文化“获得生机”。     

重构门多萨的“金蛇王权”想象——论16世纪中西关系史的形象塑造

如何把龙这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到印欧语境中，是困扰了中外译者几个世纪的难题。16世纪的西班牙汉学家门多萨曾用“金蛇”(serpiente dorada)来表征中国皇帝的权力符号。尽管现下汉语学人也关注到了早期汉学家使用“蛇”来翻译“中国龙”的转码策略，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却忽视了两者在中世纪语境下都具有浓重的负面意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是“蛇”的负面文化冲击力轻于“龙”,而在于龙是以基督教的异族暴君形象存在于16世纪欧洲文化记忆之中的，而建构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形象背离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同一化书写立场。与此同时，作者的同一化意图又被巧妙地编码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从中西方遭遇之语境下的具体政治经济经验中解读，这种新文化形态是16世纪中西关系史进程的一种历史折射。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一位世纪学人的文化情怀--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解读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反思的思想结晶 ,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 ;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界定和概括 ,包含了什么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涉及的范围和内容 ,进行文化自觉的目的和意义 ,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步骤 ,以及文化自觉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目标等 ;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分析和论述 ,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自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