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湖南商民运动在兴起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对待商会的态度与策略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方略明显不同.其次是在湖南一些地区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湖南各地广大商人以商民协会为依托,踊跃开展了各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商民协会也积极承担组织商人支持革命,以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从而使湖南商民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     

论清末官商权力的共进——以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为中心

通过分析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可以发现相当比例的案件并不是商会独立理处的,官权多多少少地介入其间。官员通过“官批商办”的形式,借助商会的理案职能去处理纠纷,增强了官权对商民群体的渗透能力。此外,得益于商会的“牒官权”,商民可以通过商会与官员联系,从而打破书差对商民与官员的沟通渠道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差役的权力,使官权可以更顺畅地向商民群体渗透。而商会则通过“牒官权”引官权自重,狐假虎威地借助官员的权威,增强自身的权力。官员与商会的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相互配合,共进共强。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明成弘时期(1465-1505)走私活动与沿海豪势及权贵——兼论15世纪下半叶东亚海洋贸易体系

明初自实行"海禁"政策后,海上走私活动一直零星存在,但到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则开始活跃.与以前主要为沿海卫所军卒不同,这时期形成了由普通商民、海防军官、沿海豪势、册封使节、权贵人物等多种势力参预走私贸易的复杂局面.虽然明政府通过增补新的条例打击走私,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被有所扼制,但闽粤沿海豪势和权贵势力的走私活动却在抬头,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与权贵利用出使占城机会前往满剌加贸易不同,闽粤走私商人则多与来广东朝贡的番商交易,由此形成内商走私贸易与外商朝贡贸易相互依存的局面.而成弘时期闽粤商民的走私贸易,也重塑了中国在东亚海洋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南洋禁航令”出台原委论析

南洋禁航是清初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沿海各地海商前往南洋贸易,实则针对福建商民的意味颇浓,其原因在于福建商民“作奸勾夷”行为日久,自明至清屡禁不止。与“勾夷”行为相比,福建商民的“作奸”行为尤其是下海为盗行为对清廷的威胁尤为严重,清廷为解决福建海盗问题所采取的或“剿”或“抚”政策均未能真正奏效,这既是清政府海疆政策在“禁”“开”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是导致南洋禁航令出台的最重要因素。     

略论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商民协会

湖北商民协会是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中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下兴起的一个商人组织.它既是国民革命的产物,也是商民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它的存在及其主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同时,它所受到的政治熏陶对此后商人团体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利于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促使商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形成,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明代的通海思潮

海禁是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明代又是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萌芽资本主义的时代。私人海上贸易在重重困难之下缓慢发展起来,海上商民也形成了一股相当的势力。一方面,他们公然违抗朝廷的禁令,私自出海贸易,甚至不惜勾引“夷人”,诉诸武力;另一方面,朝野上下许多人呼吁政府改变海禁政策。在通海论者之中,有的是从维护封建政权的安定、繁荣或自身的享乐出发,有的则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民的代表。特别可贵的是,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某些经济规律,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患,站在更     

如何收藏清末和民国铜元

我国铸造铜元始于光绪十五年。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晚清名臣李鸿章,为了缓解钱荒,率先下令在广东试铸新式无孔铜元,并在广东一地试用。由于铜元有铸造方便、式样新颖、图案精美、轻重适中、便于携带等诸多优点，所以广受商民欢迎，不仅奇迹般地缓解了钱荒，     

电话通讯与1877—1937年间的上海商民生活

电话作为近代一项重要发明,被引进上海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公司管理的日渐完善、电话制式的不断发展、话务服务的逐步改善和电话广告的大力宣传,其用户数越来越多。电话的使用方便了商业信息的沟通和公务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在商业往来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近代上海城市商民生活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股东维权与政府夺权之争——保路运动中的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事件

清末,商办川路公司按《公司律》进行改革,形成了内部民主运行机制。川路公司设宜昌分公司,开工修筑川汉铁路宜昌至归州段,由李稷勋任分公司经理。清政府颁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要强行收回商办干路,改由政府借外债修筑,遭川路公司董事局抵制,而李稷勋擅自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密商,把宜昌分公司交归国有。邮传部接收之,并令李稷勋代表政府,用原来的川路路款,继续主持宜归段路工。川路公司董事局据《公司律》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川汉路仍归商办,辞退李稷勋,并弹劾盛宣怀,并将诉求写成公呈,由署川督赵尔丰代奏。清廷竟置之不理。川省商民怒不可遏,先以罢市、罢课,旋以抗粮抗税相争。清政府镇压商民,酿成血案,乃致官民决裂,引发武昌起义。     

从商人对《破产律》的批评看清末的社会法律环境

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破产律》受到各地商人的批评与反对,不久该《破产律》被废止。从这些批评意见入手,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的立法意图、传统商业习惯、商民的法律意识程度及执法情况等所营造出的社会法律环境,说明社会法律环境的不健全,制约着近代商法的贯彻实施。     

论张謇的经济思想

张赛的经济主张有：实业是抵御外敌、富民强国之本；要发展实业只有采用官助绅领商办的形式，才能避免官商不通之隔，又避免官方直接插手企业带来的弊端，让商民自由经营，无业不兴；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以实业辅导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     

晚清政府与商民在粤汉路事上的合作与纷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赶造贯通内地的粤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利权.为弥补铁路建设技术和资金的缺乏以及制约俄法势力在华扩张,清政府不惜接受苛刻条件而将美国势力延入粤汉路建设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承筑粤汉铁路的美国公司不但拖延工程,而且违约将公司股票售给以俄法两强为靠山的比利时."速成干线"和"以夷制夷"策略的落空使中国朝野为之哗然,鄂湘粤三省商民自发支持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稍后,无法独力筹办路事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顺应商民的要求而同意干线商办.但是,干线商办同样因为资金、技术、经验和材料的欠缺而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远远不能达到清政府速成干线的预想.清政府权衡利弊后决定收回三省铁路商办权,由官方统筹规划、举借外债以速成干线.但是,国库的严重亏空以及政府威信的急剧下跌使得清政府无法完成"干线国有"的艰巨任务,相反还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近代岭东学者杨毓辉、杨史彬的洋务思想

１８９０年前后，在新式学校──上海格致书院里，有两位令人瞩目的岭东潮州 大埔籍青年学者杨毓辉、杨史彬。他们提出中西兼学，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 设立议院以通下情；去秽政、除厘捐、以便商民；仿西法、设善堂、实行社会救济等洋务 思想。值得加以评价、研究。     

明中后期汉口商镇勃兴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汉口从一隅荒滩迅速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汉口的迅猛勃兴既有赖于江汉大市场的久远商业积淀、卓越的贸易区位优势、正在形成的全国市场,还与当地商民和有为官员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些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的推动下,明代汉口虽不断遭受天灾人祸的遏制,却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从渔村到天下名镇的巨变。     

20年代中国东北自建铁路的管理方针与政策

２０年代东北地方政府在建设和管理铁路过程中,确立了自建自营东北铁路的方针,实行了本国铁路干线联运政策,优待商民货运减价政策,减免铁路货运捐税政策,鼓励关内移民开发东北的减免票价政策。这些管理方针和政策推动了东北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保护国家利权和收回利权的重要作用。这些管理经验对今天区域现代化建设和铁路交通管理仍有借鉴意义     

通讯教学的几点体会

通讯是报刊、广播中常用的一种战斗性很强的新闻体裁。它具有反映形势及时紧密、写人记事真实生动、写法灵活多样等特点,如果按其报道的内容来划分,可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经验通讯、概貌通讯和国际通讯等几种类型。通讯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主要是人物通讯和事件通讯。搞好通讯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及阅读、写作能力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中学通讯教学谈几点粗     

民国时期宁夏金融币政史略

民国时期宁夏金融币政史略胡迅雷民国时期，地处偏僻的宁夏商品经济发展迟缓，货币流通不畅，金融货币经济，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志载，民国如年，宁夏市面流通的“制钱”（官铸钱）日益减少，商民坐困。为此，时任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与道尹陈...     

在文体的边缘上探索——新闻文体变革的一条路子

新闻文体的变革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本文主要对"通讯和散文"、"通讯和杂文"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分析并阐述了逐步形成"散文化的通讯"、"杂文式的通讯"是新闻文体变革的一条路子.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