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管理的几个问题

科学社会学的由来及其传统科学社会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从知识社会学中脱胎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知识社会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创始阶段。19世纪30年代,当孔德(AugusteComte)创立社会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知识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未,迪尔凯姆(E·Durkheim)通过探讨知识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范畴的起源及其与原始社会结构的关系,开始建立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heim)正式提出“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它才作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有着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他们在建构理论过程中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解释学资源,并对库恩的理论进行激进解读,同时在为自己的社会学理论辩护时采取经验主义立场,为哲学立场辩护时诉诸理性的力量,这恰好反映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知识论上的两难境地。     

英克尔斯论世界社会学及其四种基本研究方法

当代社会学正在日益走向国际化。然而,社会学这跨越民族界限、国界和洲界的发展趋势将给社会学学科本身的演变带来何种影响和结果?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克尔斯在今年八月至九月举办的沈阳社会学高级讲习班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英克尔斯首先指出,世界各国的社会学家以往进行社会学研究时基本停留在传统的五种社会学分析层次之上,即个体分析层次、人际社会学分析层次、小群体分析层次、制度分析层次和社会体系分析层次,而当前世界变迁的浪潮正在促使社会学家走向另一种全新的社会学分析层次——世界性社会学分析层次。与这种世界变迁浪潮和世界性社会学分析层次相关联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社会学”也应运而生。     

道德社会学

道德社会学是一种专业社会学理论,它研究道德发挥功能的规律和不同社会层次上的道德实践.它的研究客体是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道德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认识道德过程的和道德现象的辩证唯物论原则、对待道德生活现象的具体历史方法、阶级方法、系统方法和综合方法.道德社会学研究道德系统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道德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进行管理的条件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它详细分析集体和其他社会集团的道德状况的最佳模式,揭示个人、集体和其他社会同一性的道德文化的状况及其完善途径.道德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     

民众社会学的深化发展

70年代是经济迅速增长的时代,但也是政治上高度封闭的时代。社会学在这种封闭的状态下披上了一层科学的保护色,安于对现实的肯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民众社会学”推倒了社会学原有的保守性和长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群众中的虚伪意识之墙。民众社会学与民众文学、民众神学及民众史学同步前进:一方面站在批判现实的立场上,另一方面作为学术领域的批判理论,扩大了它的共鸣区。因此它在70年代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宝贵知识财富。     

库恩的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

B.巴纳斯在《库恩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涉及了库恩及功能主义者对知识社会学的探讨。有人说在库恩对科学和科学社会进行历史性概括以前不存在知识社会学,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曼海姆等早在库恩和功能主义者以前就有过这方面著述,并享有盛名,只是它们被排除在这个定义之外而已。知识社会学是一个重实际事物、重经验的研究领域,在它的研究课题中包括科学的知识和文化。     

关于科学社会学

一、科学社会学的产生和成熟科学社会学的孕育母体是知识社会学,但是,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是彻底摆脱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和框架,从新的角度研究科学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包括科学)当作一种精神现象和思想认识,主要通过思辨的方法来研究“知识”与“存在”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哲学。而科学社会学不再把科学单纯当作一种精神现象和认识成果进行抽象的考察,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社会职业进行经验研究。因此,科学社会学彻底抛弃了知识社会学的思辨方法,把科学活动和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及其科学共同体当作经验研究的对象。进行这项开创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伯特·金·默     

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

比起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社会学”这个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而且一直以来在关于知识何以可能的古老问题的探讨中处于边缘地位。因为它沿袭了社会学传统中的“社会学主义”思想（苏国勋，2003），强调知识本身的社会特性，关注知识构成中所受到的社会制约。     

计算机化和知识工作基础结构的相应变化

计算机化和知识工作基础结构的相应变化［美〕Ｋ鲁莱德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其广泛地应用干社会各个领域。它无疑也波及到知识工作领域，并给该领域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作者把古典学者这一典型的知识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计算机应用及对其影...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文化资本与地位获得——对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子女上向流动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探索转型期的私营企业主是如何看待“向上流动”的。被访的私营企业主依据文化资本把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他们期望并力图使子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而他们的子代在进入体制失败后无奈地“子承父业”，没有实现他们所认同的向上流动。文中重点分析了文化资本在私营企业主自我定位和其子代谋求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正是这些源于制度与文化的影响使私营企业主认同积累文化资本才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历史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变迁

发端于18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脉络中,包含着一种从历史个体到历史个体的普遍历史解释模式。这种独特的社会变迁思想是在同启蒙思想的对话中确立起来的。起先包裹在天意历史论的目的论外衣中,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逐步脱去了这层外衣,在解释社会学传统中演变成了一种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独特社会变迁思想。随着社会理论对韦伯的去历史化,蕴含在解释社会学中的这种社会变迁思想逐渐被淹没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赫尔德以来的历史主义脉络节点中梳理这种社会变迁思想的形成。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虽然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但这一取向还是“浮现中的实践”,尚处于晚熟状态,因此还存在不少争议,布尔迪厄甚至从根本上将传记视为一种幻觉。随着“传记时代”的来临,传记社会学势将成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

本文关注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以知青日记写作为例，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日常仪式化行为形成的过程。因其日常性和表达实践中的个人性，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社会性是容易被忽略的。本文主要利用结构仪式化理论，证明日常仪式化行为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群体存在特征，社会、群体存在特征和个人在日常仪式化行为形成中具有关键的作用。社会领域的公共行为是群体和个人日常仪式化行为的真正来源，群体的存在特征则为群体成员复制、选择、调整甚至改变这些公共行为提供了条件，而对社会公共行为和群体特征的估量则是由个人完成的。     

Em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models social phenomena using the concepts of emergence and downward causation.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these concepts is ambiguous; they suppose too much ontology and are invoked by two opposed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 reality: the individualistic and the holistic.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ose concepts and argue in favour of their heuristic value for social simulation. It does so by proposing a link between the concept of emergence and Luhmann'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For Luhmann, society emerges from the bottom‐up as communication and he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society limits the possible selections of individuals as downward caus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is theory is well positioned to overcome some epistemological drawbacks in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Uncertainty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related work in social psychology have been biased towards overvaluing shared perspectives and the attainment of certainty. This paper moves to fill a theoretical gap created by relative inattention to the roles of nonshared perspectives and uncertainty by outlining a middle-range theory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uman interests and uncertainty. It is proposed tha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find instrumental uses for uncertainty, just as they do for other states of mind, and that these uses arise from particular interests which characteristically belong to certain type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Bourdieu's Habitus

This paper aims to balance the conceptual reception of Bourdieu's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a conceptual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bitus. I retrace the intellectual lineage of the Habitus idea, showing it to have roots in 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and in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Jean Piaget, especially the latter's generalization of the idea of operations from mathematics to the study of practical, bodily-mediated cognition. One important payoff of this exercise is that the common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Habitus as an objectivist and reductionist element in Bourdieu's thought is dispelled. The Habitus is shown to be instead a useful and flexible way to concep-tualize agency and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social structure. Thus ultimately one of Bourdieu'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theory consists of his development of a new radical form of cognitive sociology, along with an innovative variety of multilevel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in which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structural orders is highlighted. In keeping with the usual view, the goal of sociology is to uncover the most deeply buried structures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worlds that make up the social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that tend to ensure their reproduction or transformation. Merging with psychology, though with a kind of psychology undoubtedly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image of this science, such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gnitive structures that agents bring to bear in their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social worlds thus structured. Indeed there exist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s and ment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objective divis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 . . and the principles of vision and division that agents apply to them (Bourdieu, 1996b[1989],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