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探析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地理因素在晋商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地形地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等自然地理因素,也包括人口迁移和经商传统等人文地理因素。     

明清晋商商业教育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晋商鼎盛长达5个多世纪与晋商重视商业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晋商在经商之余,除重视对子弟商业伦理道德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子弟商业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他们很快进入这一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提供借鉴.     

浅议明清时期晋商管理思想

明清时期的晋商,这一华商杰出的商帮,驰骋华夏五百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将其管理智慧、管理艺术推向极致,积淀了卓越而丰富的管理思想。对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进行研究,从中凝炼优秀的管理思想,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弘扬光大,使今日之晋商能象明清时期那样,走向世界,再铸辉煌。     

明清晋商“东掌制度”的利弊分析

“东掌制度”是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手段之一。其经营方式、分配方式、责权范围都有诸多优势，但同时也有很多弊端。对“东掌制度”的探讨，可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结构研究

此研究以人格特质理论的词汇学假设作为方法学基础，从心理学视角尝试对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结构进行量化分析，同时由16名晋商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评定产生“明清晋商巨贾人格检测表”，自编了《明清晋商巨贾略传》阅读材料。在要求被试对晋商巨贾人格进行评定后，152份有效数据的因素分析表明：明清晋商巨贾的人格由“诚信义礼”、“聪慧自信”、“稳重坚毅”和“果敢有为”四个因素构成；并且使用305份有效数据对明清晋商巨贾的4因素人格结构进行验证，各项拟合指数均在合理范围。此研究的结果与已有“中国人人格”和“古代中国人人格”的研究成果比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重叠性。将此结果进一步与徽商人格对比发现二者存在差别，且晋商巨贾人格具有深刻的山西人人格特征印迹，表明了人格特征的文化传承性与区域人格特质的独特性及延续性。     

浅谈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与经营理念

明清时期,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在中国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淀了卓越的经营理念,诸如信誉至上、利以义制以及以和为贵等.这些理念不仅是晋商经商的制胜法宝,而且对当今企业管理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清五百年,山西众多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资兴建戏班和票社,培养了众多本土戏曲艺术人才,热心探索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各种商贸活动以及搭建会馆把山西的戏曲艺术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吸收外来的戏曲艺术营养,促使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晋商对本土戏曲艺术的打造与提升

明清五百年,山西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投资开办戏班和票社,培养本土戏曲艺术人才,探索戏曲艺术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商贸活动把山西的戏曲艺术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还引进外来戏曲艺术,促进了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焕发了山西戏曲艺术的青春。     

明清时期的晋商

深入分析明、清两朝晋商发展的成因及特点.特别指出,晋商的成功不只是由于其雄财善爱,经营有道,更因其伦理道德和儒商精神,晋商的精神和文化值得传承和发展.     

明清晋商兴衰的宪法学思考

文章以宪法产生的三个条件为切入点，分析晋商发展与宪政进程的相互关系。晋商经济的封建性质、封建统治的社会现实及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礼法”文化对晋商的巨大影响，使晋商无法超越社会现实积极推进当时的宪政运动。对于晋商进行宪法学思考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中国宪政进步需要打破传统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禁锢。     

晋商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晋商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初至今,学术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绕着晋商兴衰原因,经营管理,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以及晋商文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文章通过对晋商研究的综述,以期客观反映现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晋商研究的态势进行预测,力图将晋商研究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试论明清晋商公益伦理思想

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资源禀赋与晋商的茶叶贸易

在明清晋商的经营活动中,茶叶贸易一度是支撑其驰骋商场赢得国内外市场和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山西本地不产茶叶,晋商从福建的武夷山、湖南安化等地长途贩运至恰克图以获得暴利,这与用于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资源禀赋理论相悖。文章对晋商茶帮何以能够借助其他地区的资源优势,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舍弃本地资源优势发展贸易的路径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晋商与中国前近代内生性资本主义迟滞发展的某种内在关联。     

试论明清晋商会馆的信用自治管理

晋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其卓越的信用制度与会馆强有力的自治管理是分不开的。会馆通过“会规”来改变、限制、影响会员的行为,维护晋商信用,而且传统文化对晋商信用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晋商会馆除了采用自治规则来增加不守信行为的成本外,还利用其控制的商业渠道和对行业价值理念的引导功能,构建起了一整套信用管理机制。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两者虽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但其伦理内核均体现了"仁义"之道;虽然"商"与"儒"的角色定位侧重点各异,但其伦理本质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晋商与徽商的伦理方式稍有出入,但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的治人、治世、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晋商与徽商由盛而衰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新晋商发展路径初探——基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旧晋商曾辉煌商界五六百年,其成功经验大致概括为具有创新意识、具备放眼天下的经商视野,以及坚执诚信理念。以此为参照,文章提出新晋商首先要占领"规则"高低;其次,胸怀天下,主动出击,切忌拘泥于地域和行业的得失;再次,经营管理上,以现代运营模式统领企业或公司的发展。以上所见,仅限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明清西南地区彝族服饰文化地理研究

彝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彝族服饰与之相适应。明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先民罗罗服饰的共同特征:男子椎髻,摘髯,带竹笠,着短衣,披毡,跣足或着履。女子发式和头饰复杂,披毡,衣黑,着短衣,着长裙或齐膝裙,带耳饰。清代中国西南地区彝族服饰的总特征:男子椎髻,剃须缠头,披毡戴笠,短衣。女子短衣配百褶长裙或短裙(根据社会等级),服色尚青。山区或交通闭塞之处彝族多继承传统服饰特征,坝区或交通方便之处因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而产生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