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 ,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 ,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 ,但未得重视。灵帝时的《肥致碑》 ,记载了章、和等帝与道教徒的交往 ;灵帝亦与部分高道有较多接触。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 ,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 ,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 ,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     

两宋道教与君王政治伦理

在传统中国极权政治体制模式下,宗教与政治从总体趋向来看是合流的.就政治伦理而言,宗教往往站在王道政治的立场,维系着极权社会的政治秩序.宗教政治伦理主要指向臣民,但是对居于世俗权力之巅的君王,同样提出了相应的政治伦理规范.两宋道教明确提出了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并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这一具有鲜明道教特色的方式作为君王政治伦理之控制手段.它们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世俗的君王政权的神圣性,也显示了道教这一"神圣意识形态"的世俗性.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为特色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通过对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两宋道教以宗教特有的方式服务于两宋政治体系,从而对赵宋政权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论北宋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

按照传统的北宋首都定位原因分析有两个问题无法完全解决。第一,北宋明明边患不断,为何还要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第二,北宋皇陵为何不建在首都开封而设在河南府的巩县?本文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家尺度上,分析了北宋首都定位于开封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缺陷,以及首都定位后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家们在国家尺度上的平衡与弥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从新角度解释了西京洛阳地位崇高问题。     

论欧阳修的“好贤”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北宋以文治国,文官身份的士人具有空前绝后的地位。较之于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北宋士人大多出身庶族,经由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因此,出于维护、发展自己政治理想的需要,普遍有好贤荐才的特征,欧阳修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不仅通过个人发现、推荐贤才,而且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欧阳修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成为此后北宋政坛的主宰者,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继承了他的政治人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于北宋此后的政治走向具有深刻影响。     

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

北宋前期礼制的政治诉求是从文化传统上确立赵宋王朝的合法性。中期礼制核心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井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后期的礼制则在于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     

北宋馆阁校书之人员构成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关于北宋馆阁校勘,旧有“专家校书”之说。本文通过对其人员构成情况的具体分析,提出馆阁的图书工作总体上由馆阁儒臣担任,通常没有特别的学术要求,任用专业人员从事相关工作亦属特例。而这种人员构成特点,则是北宋馆阁备顾问、储人才的特定政治职能决定的。馆阁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即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家和学者,完成了质量较高的典籍整理工作;同时,其政治功能也给图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能简单看待。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道教碑刻揭示的浙江道教史

浙江的道教碑刻相当富赡,现存道教碑文至少有500多通,以明清两代为主,涉及道教的渊源流派、仙境宫观、高道传略、经籍书文、教义规戒、神仙谱系、科仪方术、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本文即从现存的道教碑文入手,试对浙江道教发展史予以探讨。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写在《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一书再版之际

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当代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长期以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工作,在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时,将视角深入到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神仙方术与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关系这个为前人所忽略却又十分重要的领域,撰写了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地研究道家道教与封建王朝政治关系的学术专著<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一书.     

试论元代道教史籍 --兼论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元代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各具特色,从侧面体现出元代道教发展轨迹。建立“道教史学”体系乃是逻辑的必然,对道教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域外中国道教神话、道教传记、道教小说研究及其启示

本文对域外中国道教神话、道教传记、道教小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揭示了域外学者调整宗教、文学观念后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些学术进展和理论反思有助于中国学术界推进相关研究,探寻"传统文学"与"文学传统"。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先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同道教相关的北宋亡国预言

自南宋初期以降,在士人与道士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这些亡国预言,包括了神祇显灵、拆字、谐音、诗谶和直接政治预言等模式,可谓丰富而多元;然自南宋中期以降,以陆游、张世南为代表的士人,却在其笔记中展现了对于此类谶语、灾期之说的批判和反思,体现出此一时期士人对于北宋亡国之因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之后的教内文献中,则以赵道一对于林灵素的记述为代表,体现出道教中人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先见也好,妖言也罢,这些同北宋覆亡有关的预言,与其说是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和多元解读,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论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本文将道教美学思想发展与嬗变的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加上其以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渊源,勾勒出了道教美学思想的历史线索,展现了道教强调生命之美、强调此岸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特点;道教美学理想人格是独特的由人而仙、即身成仙的神仙境界;道教美学具有强烈的伦理化色彩和中国人以善为美的人性追求。道教美学思想史及道教审美文化史,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史和审美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予重视、发掘和实事求是的文化史定位与评价。这不但对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清当代邪教的反传统、反社会、反人类的丑恶本质,也有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的道教政策及其因由与影响

明代是道教经历唐宋元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虽然有其内部自身的原因,比如道教内部没有高道为其理论作出新的建树和新的诠释,特别是在教义、教理方面没有更新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外部的原因,即受到明初朱元璋的相关道教政策的影响.朱元璋一方面尊宠道教,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管理和限制,引导道教为大明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朱元璋的一系列道教政策,不仅对大明朝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对道教在明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对道教逐渐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起到了助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