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全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0和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在全国25个省的5121个城镇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与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城镇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持久性收入对家庭消费正效应要大于暂时性收入和家庭资产,不确定性收入对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参加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家庭消费具有正效应,而现阶段参加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对于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高于高消费家庭;不确定性收入对低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中高消费家庭。医疗保险对中高消费家庭的消费支出的正效应要大于低消费家庭,而失业保险则正好相反;养老保险对我国中高消费城镇家庭的消费支出负效应要高于低消费家庭。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统一问题探讨——以消费支出比例法为例

对当前全国各地已经使用的低保标准计算方法及其调整机制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计算方法和调整机制不统一是低保标准地区差异过大的重要原因。消费支出比例法在低保标准统一问题上具有优势,并且消费支出替代率还为比较各地区低保标准的实际待遇水平提供了依据。对我国当前城市低保标准的消费支出替代率的测算发现,36个中心城市近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地级市却呈上升趋势。相关分析证明,我国目前人均消费支出越高的城市其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越低,而人均消费支出越低的城市其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越高。这一规律对于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确定全国相对统一的低保标准有重要指导意义。     

借贷意愿、融资效率与违约风险——网络借贷市场参与者的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国内一家P2P平台的实际交易数据,探究了我国网络借贷中不同性别参与者的借贷意愿、融资效率与违约风险。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借贷中女性的借款意愿和投资意愿均显著小于男性,不过随着网络借贷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女性在借款端和投资端所占比例均有所上升;尽管所占比例较低,女性借款人在网络借贷中的融资效率要高于男性借款人,表现为女性借款人的融资成功率较高,不过就融资成本而言,男女借款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与融资效率相对应,女性借款人的实际违约率显著低于男性借款人,即女性借款人隐含着更低的违约风险,这意味着在融资成功率方面投资者所表现出的对女性借款人的偏好是一种理性偏好。     

中国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分担问题分析

运用"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调查"2000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的数据对中国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分担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补偿比呈上升趋势;男性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补偿比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医疗费用补偿比越高;城市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补偿比高于农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补偿水平升高。两次调查期间,老年人医疗费用的筹资趋于多元化,合理化,但中国老年人医疗费用的补偿状况仍不容乐观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失业问题及其特征——基于CLDS追踪调查数据的描述

对中国的失业问题及区域差别、人群特征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分析,区域差别上,首先,农村地区失业率低于城镇地区;其次,中部地区的失业率最高,东部居中,西部地区最低;再次,失业率与城镇规模没有必然的正向关系,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失业率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中小城镇的失业率反而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人群特征上,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长期失业者比例较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失业率逐渐降低,而城镇地区的失业率与年龄组呈现出W型关系;教育程度与失业率高度相关,农村地区的高教育程度人口的教育回报低于城镇。失业率不升反降说明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趋势也可以维持目前的充分就业,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失业率趋势基本能够保持平稳,甚至略微稳中有降。     

浙江进口贸易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关系变动研究

选取浙江省1978年～2010年的人均进口额和人均消费支出等人均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讨浙江省进口贸易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关系变动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进口贸易是浙江省消费支出的格兰杰原因,构成了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进口贸易对消费具有刺激作用.反之,消费支出也是进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从而也可以看出,消费支出的增加也是促进进口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累增还是累退?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增长混合模型和二元Probit面板回归模型分别讨论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形成、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基于“劳动—休闲”分析框架，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可分为劳动型、休闲型、均衡型和消极型四种，其中劳动型和消极型老年人人数较多。(2)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出现累增和累退两种趋势，但不同模式的变化情况有所差异。(3)从影响因素结果来看，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保障因素和区域因素均会影响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变化，其中尤以性别、年龄、城乡类型、出行障碍、所属区域影响程度较高。(4)从异质性结果来看，城镇女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城镇男性老年人高出15.6%;而农村男性老年人选择累增的可能性比农村女性老年人高出13.8%;影响男性老年人参与累增的因素多于女性老年人；出行障碍仅对中高龄老年人参与累增有影响。     

对影响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工作流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工作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普遍现象.本文通过对北京市500家不同类型的企业高校毕业生样本调查,使用统计描述和计量回归的方法,对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过程中影响工作流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教育与流动呈反比关系.2.代表“企业专有人力资本”的企业工龄与工作流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毕业生流动明显高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流动趋势是由公有制单位转向非公有制单位.4.低薪人群比高薪人群、高学历女性以及十年内工龄年轻女性相比同类男性人群流动要更为频繁.     

不同收入层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需求变化趋势——基于AIDS模型的研究

本文采集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级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不同收入层级家庭消费结构分别依次从生存型向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及最富裕型有序演进.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价格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2011年各个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随价格波动相对比较稳定;衣着类消费比较容易受价格影响;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对价格变化却不敏感;随着人们收入等级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呈跳跃式增长,而且受价格影响较大;收入水平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投入和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消费;居住价格对居住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结合城镇不同收入层级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业转型,调整制造业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老年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变迁分析——基于性别的视角

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最大规模的老年人经济来源调查数据对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构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在生活来源的具体比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总体上,还具体体现在年龄、婚姻、地区等方面.从2005年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上性别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女性老人变得更加自立和独立.通过分析,文章也发现老年人生活来源的方面的性别问题,如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依赖较重,社会保护上比男性弱,未婚男性问题较大等.对此,也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关注老年抑郁症

抑郁症是老年期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老人占老年人口7%～10%,患有躯体疾病的老年人,其发生率可达50%。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老年性疾病发病率逐渐增高,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也相应增高。被孤立者、孤独者、失业者或遭遇哀伤事件的老人,都是老年抑郁症的高危人群。此外,20%的中风或心脏病患者也会陷入抑郁状态,女性患病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唐代前期西州老年人口试探——基于对吐鲁番出土相关文书的考察

唐太宗贞观年间至玄宗开元年间,西州的老年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6.4%～10.9%,有老人户约占18.7%～33.3%,比例均呈递增趋势;老年负担系数约为10%～19.8%,社会负担系数在56.5%～91.8%之间,社会负担相当沉重.在老年人口中,女性一直多于男性,丧偶率也高于男性,老年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具有破碎化、复杂化的特点.这种状况和西州地处西部边陲、局势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是密切相关的.     

海南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及结构

海南入境游客消费水平及结构主要特点有:(1)海南入境游客消费水平长期处于滞后型阶段,入境游客人均消费指数常年低于入境旅游经济发展;(2)海南入境游客消费结构在多个年份呈趋向高级化和高级化的迹象,但最近有显著下滑态势;(3)商务、会议、探亲访友、文化体育科技交流是入境游客的主要消费目的,且消费支出增长较大;而休闲度假、医疗保健、购物的消费支出增长较慢,并低于消费开支的平均水平;(4)海南入境游客消费结构整体上呈现较大变动,购物、娱乐等非基本消费项目缺少增长动力。     

城市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以长春市退休老人为例

银发浪潮汹涌而至,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随着城市化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老年人群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可以长寿,但长寿不一定健康.如何改善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将社会压力变为社会动力,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笔者对长春市退休老年人进行调查访谈,考察老年人健康状况;从社会支持利用度、负性生活体验度、主观生活满意度三种维度分析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以个人、家庭、社会三个视角剖析解决对策与方法.     

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对老年人死亡率的影响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了“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等民生事业发展导向,而“老有所终”作为“老有所养”的重要补充,对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借助CLHLS三期追踪数据,利用面板二元模型与有序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对老年人死亡率的影响及其效应。研究显示：一是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对老年人是否死亡有显著负向作用,且对老年人死亡时间有显著正向作用,其效应分别为2.3254和0.4111;二是相较于无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有长期护理服务且越偏向正式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死亡率更低、存活时间更长,且在家庭规模、医疗服务可及性、性别、年龄等方面表现出群体异质性;三是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对老年人死亡率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其传导机制为“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自理能力改善—疾病率降低—生存质量优化”。因此,需要逐步优化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发展理念和评价体系等,突出正式长期护理服务供给的重要性,优化家庭护理服务供给方式,以期为“老有所终”目标实现提供政策支持。     

兰州市居民收入消费系数分析

城市居民生活情况的分析研究.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家庭生活方式分析,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分析.城市居民消费动向分析是分析城市居民生活情况的三个主要方面.城市居民的消费动向,即消费规模、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制约.收入消费系数分析就是在对消费动向研究的基础上把工作再引向一个深层次的研究,借以揭示城市居民收入消费中一些比例关系和相关关系.收入消费系数分析方法有几种,如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收入弹性系数、边际消费倾向系数等.本文拟利用1994年度兰州市300户城市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作一恩格尔系数、收入弹性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分析.一、恩格尔系数分析食品在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为了生存,先要“吃”,只有吃饱了,才有可能去工作和学习.收入少时,吃的差些,食品消费比重值大;收入多时,吃的好些,食品消费比重值小.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就越来越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1.城市居民食品支出所占比重1984年至1994年兰州市城市居民月人均消费食品金额有以下数据(元):28.80,30.74,35.69,39.52,49.41,57,80,58.64,68.23,73.70,85.98,     

健康冲击、“能力”投资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数据,就健康冲击、“能力”投资及其与贫困脆弱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健康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消费,能力投资不足;(2)个体层次的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而在面对社区层次的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3)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负的冲击严重影响个体财富约束使得个体只能偏重当期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一旦遇到负的健康冲击,很可能落入贫困陷阱.本文主张采取公共政策以促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减除贫困脆弱性.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结构效应分析——基于我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类型发生明显改变时,对二者的结构性变化的分析表明: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方面,基本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基本收入来源。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方面,工资性收入对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影响了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等生活消费的支出;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具有较强影响;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影响了家庭设备及其服务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