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理学的特点及其流派

明清之际,理学进入批判总结时期.社会的动荡,学术思想的活跃,带来了理学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顾宪成、高攀龙以及刘宗周等开其端,接踵而来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孙奇逢、朱舜水、张履祥、李颙,以及稍后的唐甄、颜元、陆陇其等人扬其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论孙奇逢的学术思想

孙奇逢在对现实社会和儒家学说的反思认识中,重倡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其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他详加评析朱熹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得失,形成了宗本阳明心学,兼采程朱之说的思想特点,强调治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而应归本孔子之道、圣人之理。二是他既重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指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理学思想的内容。所以,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力矫了明末以来清谈空疏陋习,推动了清初崇实致用的学术发展。     

论孙奇逢诗作及其对清初中州诗歌的影响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大儒,孙奇逢的诗作不仅明确地体现出理学家之诗的鲜明特色,而且深刻地表现了鼎革之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变化.因此,其诗作对于研究理学家的诗歌和探讨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态都极具认知价值.孙奇逢与清初中州诗坛渊源颇深,许多中州诗人在其门下执贽受业,他对中州诗人的理学教化,对清初中州诗歌趋向于雅正深醇实际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宋代闽浙赣区域理学文化繁荣原因探究

宋代的学术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理学思想的诞生更是标志着中国儒学发展进入兴盛时期。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都与闽浙赣区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闽浙赣区域可谓是理学之渊薮。究其原因,闽浙赣区域经济的繁荣为理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浓郁的学风及教育的发展为理学思想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地域的相邻及民俗的相近为理学的传播提供便利。在宋代学术争鸣的文化大背景下,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推动了闽浙赣区域的理学勃兴。     

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 ,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清时期 ,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 ,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 ,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 ,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 ,呈现出一种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 ,我们应看到 ,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 ,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 ,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 ,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重评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曾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理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开拓了理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但是在对理学的评价上,却仍然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

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太谷学派的理学特性论析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道年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民间儒学流派。它接受了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谱系,并延续了理学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和核心话题,保持了理学的思想旨归和话语系统。其圣功之学也与理学功夫论一样,都是学者通过修身养性而超凡入圣的功夫,二者具有同质性。这使得太谷学派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特性,成为理学思潮民间化的一种模式。     

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

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话语 ,是不同于佛教、道教而又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儒学。此时代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 ,与汉代至唐代的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北宋初期的宋学十分博大 ,中期的宋学即理学 ,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理学随着造道运动的濂、洛、关、新、蜀诸派而大兴。南宋儒学即理学 ,是宋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其中有在同一思想框架下运作的不同流派 ,如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江西学、吕氏婺学和浙江陈叶功利学派等。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包括朱子学在内的理学的深化与发展 ,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人。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知识人面临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佛教的挑战 )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及产物。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 ,关心百姓疾苦 ,参与社会政事 ,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 ,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 ,发扬光大 ,并下移到民间社会。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问题的讨论而发展、成熟 ,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但仍属于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化。理学是东亚的精神文明。理学家讨论的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道德境界、     

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

明清学术转向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从理学到考据学的"一步到位",而是先由明代学术激变出"清初新理学",再由之蜕变出清代理学、考据学、桐城派等清学各派的"二次转换"。以清初遗民集团为主体的清初理学家基于理学基本价值关怀,一反晚明从理学教条出发的治学思路,推崇以问题为导向,兼容并包,致力于中国17世纪危机的解决及理学基本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再平衡,"清初新理学"应运而生。"清初新理学"是清初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反映,是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是清初学术主流、清学各派的源头,对清初政治,特别是满人统治集团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时代主题及地域学术格局的变动,清初和晚清以来主流学界对清初新理学建构出两种图像,前者以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三大儒"为领军,后者重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职业生涯初探——以张履祥为例

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张履祥除了理学家的身份外,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塾师。他出身书香之家,从23岁到64岁几乎每天都在督促学生读书、背书和讲解书本文句的单调生活中度过。虽然张履祥一年拥有约30两束脩,十几亩田地和家庭女性养蚕与纺织等收入,却常常因为婚嫁和丧葬而借贷。以张履祥为个案,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些普通乡村塾师艰难的生存状态及其复杂的职业态度。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开拓理学与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评潘立勇教授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近年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内 ,关于宋代文化（包括宋代的理学、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 ,乃至形成了所谓“宋学”。最近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作为“哥伦布学术文库”丛书压轴之作的潘立勇教授４６万字的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可以说是“宋学”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学术研究 ,既要尊重传统 ,又贵在创新。《朱子理学美学》一书最大的特色或曰其最突出的贡献 ,正在于首次提出了“理学美学”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特征分析。著者指出理学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客观环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伦理本体化与…     

百年来朱熹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亦是著名文学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百年来学界对朱熹理学与其文学每一类别及文学著述的关系基本都有研究,并且不乏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着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有所不足,因而缺乏从总体上打通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刻见解。这就要求我们跳出单一的视角和范围,从整个中国学术文、史、哲贯通联系的视域出发,结合时代与历史的发展来系统研究、深入探讨朱熹理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以推动未来朱子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界———读朱汉民教授新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简

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大热点领域。学界对玄学和理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鲜少系统的论著。朱汉民教授最近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一书（下文简称《玄学与理学》）,填补了这项空白。本书以宏观和专题性的形式著论,然其着眼点,却是从思想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角度对玄学与理学关系作内在连续性和演成关系的探讨。故其所论,既能通观宏览,著见玄学、理学之精神要旨,又能发幽探微,对玄学与理学两种学术型态之间的思想差异及其关联性、玄学转型为理学的内在机理、理学何以能涵容转化玄学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学术和理论问题,作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给出自己深刻独到的解答。本书展开了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界,在学术和理论上创获颇多,以下择其大要,就《玄学与理学》一书的特点,谈几点感想。     

噶举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的通融性及其意义探讨

无论是噶举派的佛性论还是程朱理学的人性论,在关乎人性善恶的根本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人性本善的伦理取向。这种理论上的潜在联系,对于后世的影响潜移默化,意义深远,为其后汉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铺垫。     

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

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籍学者对朱熹理学信之弥笃,传承其衣钵者代代相承,并形成了"新安理学"的地域学术流派。但自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商的经营成功,程朱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渐趋衰落,王阳明和湛若水心学则异军突起,阳明弟子和甘泉学派之创始人湛若水纷纷来到徽州讲学,一批徽州本地学者开始抛弃程朱理学,转而追随王阳明或其弟子以及湛若水等,致力于心学的习学与传播,祁门王源和谢村谢氏家族即是其中之佼佼者。考察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的文书,可以发现:在徽州官府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王、湛心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     

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

晚明佛教的复兴得益于心学的展开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心学以主体的自得为学术准则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权威局面 ,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多元化学术思想环境 ;二是心学学人对佛教心性理论的汲取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的反思 ,推动了佛教重新进入主流文化。晚明佛教在心学的影响下复兴 ,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心学的反动。     

清初理学与西学的接触及西学对理学的影响

清初,无论民间理学家还是官方御用的理学家,都同西学有过接触,并都不同程度地对西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总体上看,西学使传统理学开拓了视野,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完善了理论的研究和表述的方法,在理学日益世俗化、经世化的道路上,西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