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试论所谓"史学危机"与当下的"历史热"

一、"史学危机"与政治化史学的终结 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是经史之学,其中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二者之问利用互补.其中经学为体,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构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根本所系;史学为用.在政治上它有鉴往知来的资治功能,在道德上它有褒善贬恶的劝惩功能.经史之问的这种体用关系,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功能层面,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运作.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对象、特点、方法与目的的多重思考,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维特征,一是"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旨在探讨天人关系,将天道与人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出天人一体的特点;二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变思维,旨在探讨古今关系,在贯通古今的过程中审视历史的盛衰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力求史学认识要见解独到,史书编纂能发凡起例;四是"以史为鉴"的鉴戒思维,强调本着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以为现实政治作出借鉴;五是"求真"与"求道"的二重思维,要求既要追求史实之真以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又要追求道义之真以维护社会与政治伦理,而史实之真必须服从于道义之真。对中国古代史学思维特征的具体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史学评论标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传统儒家伦理史学解体,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作为史学组成部分的史学评论,于此时也得到了发展。新的史学评论标准得以确立,民族与国民的进化发展成为其社会政治评价标准。在学术评价标准上,要求历史研究应该探求社会进化发展的公理公例,强调历史解释;在编纂体例上提倡通史,章节体;强调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等。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如何追求历史真实——由古都邺城研究所体会到的

历史研究与编纂如何追求历史真实?这是经常困扰史学工作者学术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问题.欲解答这一问题,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历史真实,通过什么样的条件、途径、方法、程序获取历史真实.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本文拟结合我对古都邺城的研究,谈谈我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与追求历史真实的感受和体会.     

"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

通俗历史读物,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大多来自通俗的历史作品.所以,要重视历史教育,发挥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通俗历史读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写好通俗历史读物,并非易事,需要作者具备多方面的素养.这里谈谈"史义"对通俗历史读物写作的影响.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希腊人原初的哲学概念及尔后的理智主义化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为道","为道"既是求真,也是求善;而西方人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以求真、求知为目的的主知论的或智理主义的哲学观.事实上,在主知论的或理智主义的哲学传统形成之前,在希腊人那里原本还有一个非主知论的理智主义概念--爱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有知识并不就是有智慧,智慧乃在于对宇宙人生的本原和根本大法之把握.希腊人的爱智与中国哲学之"为道",可以说是言殊而旨同.     

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探微

乾隆帝御制诗数量惊人,其中大量的纪事诗和咏史诗涉及上古至乾隆本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典制和人物.尤其偏重对乾隆本朝重大史事的讯录.这些诗作不仅可以补史、证史.而且能够反映乾降帝的历史观和电学思想,应当予以重视.对乾隆帝御制诗史学价值的研究,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史学方法的实践,有助于史学界对于乾隆帝和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形成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新故事新编":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兼谈"故事新编"文体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生成

"新故事新编"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作为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它与"新历史小说"有某种相似或一致之处;但就文本内在的意蕴看,则与晚清特别是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是"故事新编"在当下的发展和嬗变.其具体表现为在精神血脉上割断与传统文化谱系的联系,采用游戏历史和反讽调侃的叙事策略;在时空关系处理上,明显具有古今杂陈、随机拼贴的特点.因此,它是典型的后现代写作,可以归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次类型.     

中国宪政历史的三个阶段--兼论宪政的三种类型

人类的全部宪政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也有三种类型的宪政,即君主立宪的宪政、共和宪政和人民宪政.中国的宪政史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实行过或尝试建立过这三种类型的宪政.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人类宪政通史.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与人类宪政史的发展相对照存在"反常"的现象,这种"反常"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历史地看待哲学的"爱智梦想"

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做着一种"超历史"的"梦".西方传统哲学的这个特点构成了传统哲学的"爱智梦想".由"爱智梦想"塑造的西方形而上学史,反映了那种需要抽象永恒本质的"人的处境",是对人的非人的理解、对历史的非历史的抽象.它隐含着分裂人、瓦解人、失落人的"病症.历史地看待哲学的"爱智梦想",既要看到西方当代思想家在破除哲学的爱智梦想时的真实动机,又要以"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的视野把握哲学和人的内在一体关系,并从这个"在之中"出发思考人的生命本质.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禅之"心"的美学意蕴

道、禅哲学都重视"心",中国美学也有以"心"为美的思想,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道家哲学中,老、庄首先突出"心"的重要性,嵇康、阮籍则首先在文学中体现这一思想.禅宗对"心"的重视使其获得"心的宗教"之称.道、禅之"心"也有很多不同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禅宗之"心"是对道家之"心"的继承与发展.在道、禅哲学的影响下,审美之"心"在唐代成熟,意境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     

"性善论"·"性恶论"·教学思想——刍议孟"思"与荀"学"

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孟子和荀子在人性论方面存在着"性善论"与"性恶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导致其哲学思想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而影响到其教学思想的异同.前者重视"思",主张"内发",后者则重视"学",强调"外求".实践中,应该将二者予以有机的整合,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形成"学→←思→←行→←学"的良性循环.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鼓励人们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在历史领域内,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这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