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

为了改变山西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 ,加强对基层农村的控制 ,阎锡山极力寻求一种治理农村的新模式———村本政治 ,也即村治。但是有限的经历及其视野的限制 ,使阎锡山找到的村治模式只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混合物”。山西村治的实行 ,虽然从客观上强化了行政组织 ,维护了社会稳定 ,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但其政权的军阀专制性质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乡村民主政治。     

村民自办还是政府官办?--与孟令梅先生商榷

《晋阳学刊》２００１年第五期登载了孟令梅先生《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一文，该文称阎锡山实行“村本政治”时期为村民自办村政时期，而就我目前掌握的资料和社会调查来看，阎锡山实行的“村本政治”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村民自办，而是十足的政府官办。阎锡山在实行“用民政治”的过程中，深感他的“六政三事”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再加上明显地觉察到了民主力量对其军阀统治的威胁，于是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间”的思路，由“用民政治”转向了“村本政治”，目的在于加密行政统治网，加快“用民政治”的实现。按阎锡山的解释，“村本政治…     

试析民国初年阎锡山的伦理道德观

民国初年阎锡山督政山西时,对伦理道德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法,体现在：成立“洗心社”专门机构来宣传儒家伦理道德,试图通过“洗心”、“自省”帮助人们达到“好人”标准;重视个人品德、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建设。并有效落实在村治和教育实践中。梳理阎锡山伦理道德观的主要内涵、践履特点及思想来源,可以为现实提供历史启示。     

民国时期新桂系村治研究

民国初年 ,新桂系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 ,在广西实行村治。孙中山认为县为自治单位 ,新桂系则认为村为自治单位。新桂系实行村治与全国其他地方包括山西阎锡山的村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的特点 ,并且与乡村建设派有密切的联系。新桂系在广西实行村治 ,创造了“三位一体”制度 ,使广西建立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 ,从而使广西获得“模范省”的称号。研究民国时期新桂的村治 ,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治的历史及其特点 ,对目前村治的研究无疑是有益处的。     

评阎锡山的村镇建设

评阎锡山的村镇建设成新文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阎锡山以山西都督之职兼山西省长后，开始着手筹划治晋方略，村政建设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曾说：＂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     

浅析民国初期山西"村政"运动

一、1917-1928年间山西省推行“村政”。当时山西的主政者阎锡山等人,注意动员、引导国家组织之外的各种新旧社会势力参加“村治”运动,力求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阎锡山在一个讲话中提出:“整理村范等事”需要“出力帮忙者”,“对于商人,要使与官吏接近;其次,借赖绅士,尤不如借来学生为易于收效。”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现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我国村治模式的演进与农民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村治制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经历了皇权统治下的村治模式、人民公社式的村治模式以及村民自治模式之后．我国的村治模式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跃。但是纵观这一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唯有发轫于农民群众之中、植根于乡土社会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和维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阎锡山与山西商人

阎锡山把商人作为他维护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 ,认为实施治晋才略 ,非藉商人不可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乡贤返场——构建“乡贤治村”新格局

正"乡贤治村"是通过重塑乡贤公共物品供给者、乡民利益表达者、乡土文明弘扬者等社会角色来完善现代"乡政村治"模式。乡贤返场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实现乡村善治。但乡贤组织定位模糊、乡贤群体力量薄弱、"乡贤治村"以"德"替"法"倾向等桎梏羁绊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当以创建多元共治机制、完善人才延续机制、建设德法并行机制等举措实现"乡贤治村"长效化。     

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论村治再造与我国和谐村治的构建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我国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浅释阎锡山的“公道主义”和“中”——兼论其“村本政治”的哲学基础

“公道主义”和“中”是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实施的以“村”为施政基本单位的“村本政治”的哲学基础,它们所反映出的遇事持平、做事不偏的原则是阎锡山为其统治提供的合法性依据。作为军阀政权,他的“公道”只能是抽象的、虚伪的,不可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只能为维持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     

阎锡山与传统儒学

阎锡山与传统儒学郭学旺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军阀中的不倒翁。他在统治山西的３８年中有独特的“权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与阎锡山的“统治术”，究竟有何思想渊源？对阎锡山的军阀生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本文试作初步论述。一、“公道主义”与“人治”思想中国传...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阎锡山早期编村制度评析

本文对阎锡山在山西统治期间 ,在农村实施编村的早期 (1 91 7— 1 92 7年 )情况 ,从“整顿村制”和“改进村政”两个方面进行了疏理 ,并对这一制度做出了评价。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山西农村起到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也反映了一定的合理性 ,但从根本上来说 ,它是为维护阎锡山的统治服务的 ,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到 1 92 7年以后 ,其反动性的一面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