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

袁祖亮同志继拙作《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之后,发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一文,(以下简称“蠡测”)就其中几个基本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左的看法。为辨明是非,求得共识,因就分歧之处,再抒己见,以供商榷。一、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前降后升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陷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延续达百余年之久。以淝水之战(383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十六国前期,各族统治者在相互争战中,每有大规模的屠杀,时“羌胡相攻,无月不战,     

占星术对十六国北朝军事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军事活动,深受占星术的影响和支配,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占星之术深刻影响了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以及军队组织和军官素质。因其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亦存在不利因素,故各政权对社会上包括星占在内的术数活动严格限制,以期达到官方垄断的目的,此种即禁即用的双重政策贯穿于历朝历代。     

图书交流与十六国北朝文化认同

十六国北朝时期,华夏文化、五胡少数民族文化、西域文化在文化认同的构建上具有不同的路径。北朝后期,文化认同的冲突不断,制约了文化融合的进程。随着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对汉文化典籍的阅读,其文化认同呈现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杂糅的特色。从五胡视角来看,文化认同的融合不是单向的,五胡文化为华夏文化的新生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魏晋十六国北朝国家分裂时期,足食强兵是各分割性政权共同的经济开发目标。二赵、五凉、三秦、魏、周等政权的政治家、思想家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利用陇右、河西等地的“独安”条件,以官营屯田、官苑牧马、丝路贸易为主营,多管齐下地组织开发,实践了不少政治家想到而在其他地区办不到的经济梦想,客观上为隋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一些籍贯于西北的政治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经济主张。本文从官、私两个方面介绍了这一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

本文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僧人游风宣化进行了简要考察，分析了中土游方宣化风气形成的背景、游化的不同类型、宣化的具体内容及这一风气在佛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它为佛教所独有，是当时佛教一枝独秀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即结合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情况,探讨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的现象。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与诠释的重要内容,也是先秦以来汉文明认同进程中的具体历史实践和进一步发展。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素和氏及和士开族属问题

素和氏应来自于史书所载“勿吉”傍之“素和国”,非鲜卑檀石槐之支裔,林宝之所以有如此记载,是他将檀石槐联盟中三部之一的鲜卑大人素利误为素和;而且白部与素和氏也没有关系;十六国北朝时期主要活动着三支和氏,分别改自素和氏、来自汝南郡和峤,以及来自河西或西域地区;而与和士开相关的几方墓志,都将其族源与“金山”联系在一起,不论金山是今阿尔泰山还是河西地区,总之和士开一族应该来自于河西或西域地区,正好契合了史载其先为“西域商胡”,而非“本姓素和”,之所以出现“本姓素和”的原因,是与和士开同僚所说的和士开“素有和氏之庶孽”有关。     

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

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李清凌一、以世族地主所有制为核心的私家地主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军阀林立，战乱空前严重。酉北地区三国属魏，酉晋短暂统一，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氏、羌、吐谷浑上层和汉族豪强地主，先后在秦陇...     

十六国的刑事法制

关于十六国的刑事法制,由于史料的散佚和缺失,至今无人专文论述,本文从统治者的刑事政策、刑罚适用原则、刑罚制度、刑事罪名体系四个方面探讨了十六国的刑事法制,认识其特点,概括其成就,发现其在中国古代刑事法制发展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再论北朝诗赋

(一) 关于北朝诗歌和辞赋的成就,我在《试论北朝文学》(《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已有所论述,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一般说来,北朝的诗赋不如南朝繁荣,产生的作家较少,存留的作品也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北朝诗赋和南朝相比为什么数量如此悬殊?我看除了北朝所产生的作家和作品本来就少之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隋唐的帝王有不少人仰慕南朝的文化,尤其是隋炀帝开设进士科以后,士人把应进士科看作求官的主要途径,而进士科所试的诗赋,又都效法《文选》及其他南朝文人。这是因     

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复汉型、魏晋型、诸侯国型三类。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史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迭相兴替,世局混乱。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十六国时期的史学继续发展。并且,受民族、政治、历史传统等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辽“让国皇帝”耶律倍再认识

耶律倍在辽朝早期的政权历史中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耶律倍力主尊儒说明他是一位很有政治眼光的契丹贵族.在辽朝政权对渤海国的征服与统治中,耶律倍是成功者.对耶律倍“让国”一事,则要从其一生在主流上和本质上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所为,还是逆历史发展而动,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十六国城市史二题

十六国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诸政权为了自卫和拓展版图的需要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一方面在一些重要城市沿袭魏晋以来的都督制和护军制,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以城市取代郡县的方式管理城市。这是十六国城市史的一个特色。与此相关的是各个政权普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急遽增加,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     

论十六国时的秦陇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曾经主宰思想文化领域达三百余年的儒学日渐衰微,几于沦替。在中原及江南地区,玄学盛行、道佛泛滥。以往,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文化领域的这个纷乱现象,有人以为是“精神上的大解放”,“思想上的大自由”,其实,这只不过是封建的中国寻求大一统文化模式的探索过程。 当此文化界纷纷攘攘之际,秦陇文化显示了它的特色和活力,恰如陈寅恪所说,在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作用。(《隋唐制度洲源略论稿》)不过,先贤们大抵都以为秦陇文化乃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场,     

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歌

鲜卑生活在中国北方,东起辽东,西至西域,自东汉以来与中原频繁交往,在汉化的同时仍保持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文章论证了他们早期的民歌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析鲜卑民歌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歌艺术风格的独特之处,并探讨了鲜卑歌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的深远意义。     

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状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重演了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篡魏建立西晋王朝,国家得到了短暂统一和安定。但是,司马氏家族是世族的代表,腐朽之极,相互争夺权利,很快又导演了“八王之乱”的丑剧,使中国重陷于混战割据的状况。这时,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中纷纷建立政权。偏远的河西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五个政权。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的版图,在频繁的改朝换代和豪族的左右之下,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本文试图对敦煌这段历史上的政治状况作一概述,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对自然美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对自然美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历史发展上来看,我国对自然美的认识大致可分三大阶段。① 第一阶段,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期到殷代前,是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简单:我国原始社会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