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诱惑侦查的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主要是针对隐蔽性无被害人的案件。它的合法性已为许多国家认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得以运用。但是我国立法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诱惑侦查的行使没有明确的立法支持。虽然诱惑侦查对打击犯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规制,容易对公民权造成损害。因此,笔者认为诱惑侦查的行使应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侦查权的程序方面加以控制,将其纳入合法的轨道。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属性

诱惑侦查具有风险性与效益性并存的特点;但只要受到合理规制,仍然具有法理正当性。诱惑侦查的风险性表现为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诱人犯罪、可能会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导致警察滥权等;诱惑侦查的效益性表现为可以更为直接地发现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犯罪的社会危害、可以更加容易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有效地深挖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揭露和证实犯罪、可以产生额外的预防犯罪的效应;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表现在其包含的侵权行为、在其他情形下可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对尚未真正实施犯罪的对象采取主动性的侦查、可能引起司法伦理困境的欺骗、诱导策略具有一定的容许性。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界限

诱惑侦查是一种可能影响个人隐私、个人自由的侦查方法,其正当性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应对复杂社会形势,可以允许法律严格控制下的诱惑侦查,特别是在无被害人的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界限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应该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确立折中的诱惑侦查合法性界限。     

日本诱惑侦查制度的嬗变与理论发展

在日本,根据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划分,诱惑侦查属于任意侦查,不受“侦查法定原则”的制约,但应当符合必要性、紧迫性、适当性的要求;立法对诱惑侦查没有系统的规定,仅有个别法规有所涉及,法院判例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解读;在理论上,对诱惑侦查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其标准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形成了“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新近发展及启示

诱惑侦查在实际运行中呈现欺骗性、主动性、诱导性三大特征,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诱惑侦查手段却蕴涵着风险性,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侵犯公民的人格自律权,二是冲击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存在警察滥权的可能性。美国诱惑侦查法理的发展,要求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嫌疑,对被告心理状态和政府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圈套抗辩成功的可能性增大。由于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明确规定,借鉴美国诱惑侦查法理,应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审查监督原则、适度诱导原则、综合审查原则。     

诱惑侦查的法律思考

诱惑侦查因其侦破案件的高效性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它的合法性、责任归属等问题却一直受到众多争议。因此,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诱惑侦查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关于诱惑侦查理论问题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面对贩毒、走私等极具隐蔽性且无被害人的犯罪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但理论界对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我国对诱惑侦查立法的建议。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保障

诱惑侦查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诱惑侦查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出发,对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现实中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保障措施.     

论诱惑侦查

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行贿、伪造货币、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应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试论诱惑侦查的立法建构

自从埃德温·舒尔于1965年首次提出“无被害人的犯罪”1 这一概念以来 ,这种隐蔽性犯罪已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 ,但由于既没有被害人又欠缺目击证人 ,而且涉案各方都极力庇护犯罪行为 ,所以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此类案件 ,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获得此类犯罪是否发生的任何线索。因此各国普遍采取了如电子监听、电话窃听、跟踪监控等特侦手段 ,而诱惑侦查就是其中行之有效的特侦手段之一 ,并在我国已普遍使用。但是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 ,譬如如何对侦查人员(包括特情人员 )和被诱侦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如何对诱侦进行司法控制、如何确…     

毒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毒品犯罪中存在的问题颇多。本文主要针对毒品犯罪中的四个问题: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及毒品犯罪的诱惑侦查,提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完善,使其更好、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加以论述。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述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是指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特殊地位,而赋予其在职务犯罪以及其他相关犯罪的侦查中优先于其他机关的权力。现代社会中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及其复杂性、牵连性等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的重要价值。确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优先权要处理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与纪检部门办案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牵连管辖问题以及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等问题。作为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直接采取强制措施,既适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进程。对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牵连管辖案件,应明确以检察机关管辖为主,公安机关予以配合。同时,为强化宪法赋予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赋予检察机关更全面的机动侦查权,即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范围以外的刑事案件有决定自行立案侦查的权力。上述改革既保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接轨,又符合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内容,同时,也能与国际司法改革发展趋势相一致。     

论检察机关的侦查引导权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侦查和审判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从公诉活动的角度对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进行必要的引导,以保证案件质量,达到公诉目的,确有探讨之必要。在此须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是引导侦查而不是指挥,引导与指挥有本质的不同。指挥具有直接性,指挥者的主观意图体现在被指挥者的具体活动中,由此主导整个行为的过程,指挥者是行为责任的承担者;引导则不同,它只有间接性,是一种引领或规范,引导主体不直接参与,只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按法定要求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视和指正,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进行审查与规范,对侦查取证提出符合诉讼标准的要求,对整个侦查活动从方向上进行把握与控制,而不干涉具体的侦查行动,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则应提出纠正意见。     

“人肉搜索”在侦查中的运用及其规制

人肉搜索是独特的网络现象,已展示出强大功能。人肉搜索运用于案件侦查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能拓宽侦破案件的途径与方法,是侦查信息化的体现,是保护证人和知情群众的新途径。但是,也面临着侦查公开性与保密性冲突,可能会误导侦查,有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之虞的现实困境。探究人肉搜索在案件侦查中的运用及其程序规制、立法规制、责任规制和技术规制,对有效发挥其正面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很好地维护社会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