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

清代是扬州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府、州、县乃至区、镇之志迭出,光是府志就编成6部。由于这些府志绝大部分编纂规模既大,志书质量又高,故而多得学者好评,在世间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深得学术界称允,《中国地方志辞典》这样评价道:“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自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之仲春,迄庚午(嘉庆十五年,1801)之孟夏,续修之书成”,历时一年零数月。全志凡72卷首1卷,装订成48册,全志达100多万言。其规模篇幅不啻在扬州清代府志中首屈一指,就是在我国清代旧府志中,亦可入鸿     

王船山《莲峰志》与地方志

方志是一门学问,它和我国史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国方志起源于商、周;发展于汉、魏、六朝、隋、唐;定型于宋、明;鼎盛于清代。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编辑《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他在该表序中说:“宋、元、明、清、民国五代之方志,总四千九百一十二种,八万二千四百一十四卷。”“有清一代集其大成,见有志凡四千三百零三种,占全数五分之四。”清代方志,盛于康熙,是和康熙之治与康熙皇帝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从而使方志体现了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特点。王船山(公元1619—1692年)编撰的《莲峰志》,是清初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地方志。     

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渝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

庆阳在明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七种府志,这些府志是各个时期庆阳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由于保存不当,大多数已经失传,今天可以见到的只有嘉靖本、顺治本和乾隆本。这七种《庆阳府志》性质的志书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个构成部分,但长时间以来却不为方志研究者所知。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志书的发展历程,丰富中国方志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宁波市志》序三篇

宁波是我国向外开放历史最早的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又是我国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浙江望郡，历史上宁波就向以佳志迭出而著称于世，宋元时的《四明六志》就已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翘楚，民国的《郑县通志》又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地方志和最后一志．如今，孜孜七载而编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宁波市志》，煌煌四百万言巨著，就是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实为中国方志中一新开的奇苑。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地方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一、地方志的特点。地方志又称方志,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书籍。从秦汉到现在,每朝每代,无不编修方志,有时一朝数修,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宋以前,常以“图经”、“图志”为名,宋以后,才普遍以“××志”、“××县志”、“××府志”、“××通志”为名。明清时期,方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兴盛起来,尤其到了清代,几乎没有一个省府州县不修方志。边远地区如新疆、青海、蒙古、吉林、黑龙江以及西藏等地都修有不少方志;经济文化发达之处,乡、镇、村、里也都编修方志。此外各地还有山志、水志、寺     

会稽二志

宋、元两朝,是我国各地开始大量修纂地方志的时代。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浙江省共有宋代方志一百三十九种,元代方志三十九种。这中间当然不乏佳志。其中如《临安三志》、《四明六志》,已经成为后世对于一个地区几种不同的宋、元方志的美称。清陈(鱼禀)在嘉庆十四年(1809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订补

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我国41家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七千多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然美玉亦偶有微瑕,《综录》也难免有万一之误。文章仅就笔者所见,略作考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浙江部分)补录

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以庄威风、朱士嘉、冯宝琳三位先生为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它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收藏单位中,收录了我国现存的1949年以前修纂的各种方志820O余种(尚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志),其中仅浙江一地就多达602种.该《目录》所收方志种类之多,地区之广,版本之齐全,与今天国内外其他同类目录相比,可谓罕有其匹,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地方志书的修纂,推动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的研究,都有重大贡献.     

绍兴地方志概述(下)

明代绍兴地方志的发展明代对地方志的修纂极为重视,曾“诏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这一时期绍兴地方志的发展也是极其迅速的。明代有绍兴府志八种,县志三十六种。府志有:佚名的《绍兴府志》,(《文渊阁目》卷十九旧志类著录),佚名的《绍兴府志》(《文渊阁目》卷二十新志类著录),戴冠纂修的     

清代安徽方志编修述论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修志的鼎盛时期，安徽也和全国一样，方志的编修有了很大发展，不仅数量浩繁，品种齐全，内容详实，体例精审，而且名家辈出，名志众多，方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清代各级统治者重视与倡导、众多学者参与、地方士绅积极推动的结果。     

缪荃孙与两部《顺天府志》

光绪年间,清末方志学家缪荃孙先后辑佚了两部具有非凡意义的《顺天府志》：一部是1886至1888年缪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永乐）顺天府志》钞本;另一部是1879至1885年缪氏总纂的《（光绪）顺天府志》刻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缪荃孙完成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巨著,为后世学人编写方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范例,居功至伟。     

台湾早期志书杂考

清代台湾志书的情况,有些专文已作介绍,这里仅就两部早期志书中的若干问题加以考证,试图澄清一些问题。一、关于蒋毓英《台湾府志》(一)第一部《台湾府志》十卷是清康熙二十四年台湾知府蒋毓英修、凤山知县杨芳声、诸罗知县季麒光同纂的,有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仅上海图书馆收藏。全书一百二十一页,约五万多字。每半页十一行,每行十九字(小字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封面镌:“台湾府志,本府藏板”二行。目录署:“台湾府誌目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略述我国古代修志传统经久不衰的原因

纂修地方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具的优良传统。上古的方志,“其书今不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即使从秦汉到清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无论王朝更替,还是社会制度变迁,修志事业都没有中断过。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修志风气之盛,自不必说。就是政局动荡、战无暇日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官私志书也屡有修纂。据《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著录,南北朝的方志就将近百种。其中宋盛弘之的《荆州记》、齐粱间伍端休的《江陵记》、陈顾野王的《与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北齐李公绪的《赵记》、北周宇文毓的《国都城记》等,至今还都有后人的辑佚本流传于世。后唐还曾严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各先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五代会要》职方)后梁的《天下郡县目》、前蜀杜光庭的《续成都记》、南唐涂虞的《豫章记》等,都有文献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