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文学“人学”主题的演变——对一个当代性文学思潮的历史扫描

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而“人学”思潮始终是导引文学进行这一运演的主流形态,“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未竟的主题,也是新时期文学在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上掀起的一次对于未来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具有不断再生功能的永恒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潮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完成了它沟通历史、链接世界的文化使命。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儒家文化的碰撞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与碰撞 ,主要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现代人学观念与儒家人学观念之间的冲突 ,通过冲突与碰撞在中国文学中确立了新的道德观念、人学观念和审美观念 ,完成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蒲松龄创作的人学路向

古往今来,文学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人学意识、人学觉醒和人学精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切实关注、深度理解和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把握和分析上面。无疑,明末清初的蒲松龄就以其不同凡响的文学手笔,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人学新气象。蒲松龄文学寄情志于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即源于一种对人学精神的坚执。蒲松龄通过描绘鬼狐神仙、花妖狐媚对人世生活的向往,及其对人的真实人性和直率情感的刻画,达到了不是人更似人,即在主体人格上完全达到了人性鲜活的程度。     

启蒙主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可归纳为启蒙、救亡和革命。然而 ,救亡文学和革命文学首要表现的分别是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 ,相对漠视人的存在。文学必须以表现人为目的 ,只有建立在人学意识基础上的启蒙文学 ,才有可能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人学基础

中国当代文艺学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人学理论为深层根基。深刻了解马克思在人学理论上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对于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艺学价值指向和学科动力学等方面,这种新的人学理论深刻规定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显示了新型人学理论对于文艺学的基础性指导意义;这种新的人学理论对文艺学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深入研究人学理论,是深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基本任务。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文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义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文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退化,其主要原因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否定。     

生存论视域下之文学观——从“文学是人学”谈起

"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的生存相关联,可视为人生存超越之学。从生存论视域切入,人有生存超越本性,需要找寻超越途径,文学可以为人提供生存观照;语言是人的生存家园,也是文学审美场域。文学以语言为场域展开审美创造,让人在想象中构建诗意栖居之所。以语言为场域的文学,在审美方式与艺术表现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把握文学话语审美特质,对解读文学文本及发挥文学"人学"功能都有现实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苦苦寻找“灵魂”的畸零人──对“多余人”、“局外人”、“硬汉”形象的一种解读

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追寻,一开始就表现在作为"人学"的文学中。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局外人"、"硬汉"等系列性人物形象,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苦苦寻找失落的"自我"、探求人的精神价值的生动化身与历史记录,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儒学核心的“人学”与作为“人学”的文学

儒学核心的“人学”与作为“人学”的文学陈美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即分门结派，各自立说，百家争鸣，相互辩洁。但自秦汉独尊儒学以来，论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不得不首推儒学。二千余年来，儒学对我国人民生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