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上古造律之研究——关注“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我国最早系统地记载音律问题的古籍是《国语》,后人文论多引用没有点断的"律所以立均出度也"这句话来领会音律之蕴,碍而不通。当代尚有"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的断句,使人顿开茅塞,以往莫名其妙的"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恍然得解。本文因而首次提出"纪之以三生序""平之以六谱序""成于十二音序、律序"与"伶州鸠音律卦象"之命题;亦发现十二律不仅仅是一个半音音阶,它还是不同调式调性的一个七声音阶和一个五声音阶的天然并列,且与公元纪年历法之月份大小排序完全吻合,与钢琴键盘的黑白键排列方式完全一致,似贯古今,犹通中外。而这些获得,皆与"算律"无关。"诸说微评"一章指出《管子·地员》篇系后人所作,其以算律方式进行的所谓"管子生律法"不能成立。还就古今几位大家的相关文论予以点评。     

“大阴阳与蕤宾重上”和“小阴阳与蕤宾下生”——二十四史中八部律志相关文献综述及其《历代乐志律志校释》解读

古人对"蕤宾重上"与"蕤宾下生"的争论是持续的,在取舍上有分有合,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就有明确论及"大阴阳与蕤宾重上"和"小阴阳与蕤宾下生"两种不同的生律排列方法,并指出大阴阳是建立在小阴阳的基础上,在一个八度内按高低长短顺次的数理逻辑,小阴阳服从大阴阳的范畴。但在此观点产生之前,中国古代生律法的排列次序是怎样的?何时采用"大阴阳与蕤宾重上"?何时保持"小阴阳与蕤宾下生"?本文拟对二十四史中八部律志进行详细分析,另参阅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对其的解读,纵向梳理各史书律志的承袭关系,横向比较不同时期的生律法排列异同,对"大、小阴阳"与"蕤宾重上、下生"的历史原貌作一个初步的古代文献综述。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宅基地上“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解决途径——基于宅基地使用权能的重新设计

宅基地上小产权房问题由来已久,法制条件下的合法性危机只是表面问题,实质上反映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出现制度危机。一方面表现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非制度化现象,另一方面表现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内在局限。当前,现行社会基础和法律框架具备改革的可行性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需要通过立法形成现实有效的权利制度。总体而言,需进行适度流通化的权能设计,按照财产权机制进行收益权权能和处分权权能设计,其中处分权权能适宜采取市场化与非市场化方案。     

“校勘四法”在唐碑整理中的运用

唐碑有幸留存至今者,多已剥蚀,难以识读。在碑刻文献整理过程中,可借助于前代拓片和释文,辨拓本之优劣,校释文之异同。而陈垣所倡“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唐碑整理同样有效,以此来进行校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唐碑的原貌,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揭示唐碑文献的真实内容和详尽的内部形体、制度等。四种校法各有优劣,宜综合运用,以复唐碑文献之旧观。     

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

卞之琳曾指出汉语诗歌有两种基本的节奏调子：吟调和诵调。汉语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是对古代诗歌节奏调子的继承和发展。一般格律体新诗的节奏调子主要是诵调,民歌体新诗的节奏调子则主要是吟调。在节奏单位音顿的等时性反复中,诗行(句)末尾单音顿的拖长造成吟调,诗行(句)末尾双音顿不拖长则造成诵调。一般所谓“三音尾”造成的吟调,其实是由从三音尾中分离出的单音尾造成的。     

漫论考据与历史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在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虽然考据不等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也不全是搞考据 ,但考据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文以事实例证说明 :考据要从“怀疑”入手 ;广泛、全面地搜集与掌握有关资料是做好“考据”的基础。此外 ,文章还对考据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考据与义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多元与包容：雅园诗派的新格律诗观

新时期以来，经过不少新格律诗人的共同努力，在中国诗坛上逐步形成了又一个新格律诗派——雅园诗派。这个诗派在格律理论建设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雅园诗会”共识的基础上，诗派成员分别提出了泛格律诗观、严格律诗观与格律准格律相结合的诗观，显示了多元与包容的特点。它们相辅相成，和而不同，都为新格律诗理论的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林逋《山园小梅》考证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可明确林逋所写“山园”的清寂幽绝，所写“小梅”乃一棵孤株白梅，立在林逋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清幽淡远。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对余英时的红学考证的再考证’——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谈起

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余英时提出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个范式--大观园中的干净世界与大观园外的肮脏世界.余英时认为,只要证明"宝玉园中生活是干净的",那么也就证明了<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为此,余英时以"夜间同房照应宝玉"的晴雯始终与宝玉保持着纯洁的关系这一点,来证明"宝玉园中的生活是干净的"以及大观园这一理想世界是纯洁的.余英时的这一证明有如下三点缺陷:其一,在大观园里"夜间同房照应宝玉"除了晴雯外还有袭人;其二,宝玉曾要求与晴雯同洗鸳鸯浴;其三,在大观园里,既有司棋与其表哥的偷情,又有藕官与菂官的同性恋.可见,余英时对于<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的考证是缺乏材料依据的.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郡阁雅谈》研究

北宋时期的潘若冲及其作品《郡阁雅谈》历来未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研究与辑佚,笔者认为《郡阁雅谈》并非笔记,而是宋代早于《六一诗话》且侧重于论诗及事和论诗及人的诗话著作,“雅谈”即“诗话”的雅称。     

“桂香”考

“桂香”是指生长在印度的一种植物tagara的香气。“桂”是tagara的意译,它的学名叫做tabernaemontana coranaria,是一种属于夹竹桃科山辣椒属的植物,它的叶、皮、根均可入药,也可以制成香料。tagara逐字音译为“多伽罗”,也音译加（兼）意译为梵汉合璧词“多伽罗香”。“多伽罗香”也叫做“零凌（陵）香”。“多伽罗”又写作“多伽留”“多揭罗”“多伽楼”“多伽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