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

税收法定主义被认为是现代税法最基本的原则或是最高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源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是现代法治原则在税法中的体现,早已为西方税法学界所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将其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主义"并举为现代法治的两大枢纽。以税收法定主义这一世界所公认的税法原则为指导来研究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我国宪法中的税收法定主义和现实考量

我国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在现实中税收法定主义的实施情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数量不足、税收立法权的授权不规范、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缺乏法律标准.贯彻落实宪法确认的税收法定主义,能解决税收立法混乱所带来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预算浪费等现实问题..     

试论税收法定主义及其对我国税收立法的要求

现代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税收国家” ,税收是一个国家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既关系到国家利益 ,也关系到广大纳税人的利益。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项基本原则对税收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涵对税收立法的具体要求出发 ,分析了我国当前税收立法的现状 ,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特别纳税调整"一般条款"之法律解读——以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课税原则为视角

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是以基本原则与原则的例外形式存在的.从理论上说,实质课税原则只能作为税法解释和适用领域内的一个具体原则加以运用,必须在税收法定主义的框架内运行,其具体适用必须要有税法上的明确规定并且符合法定税收构成要件的要求.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的"一般条款",<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对第47条进行了细化和明确;而考虑到我国的税收环境尚不成熟以及这些规定本身的模糊性,从实质课税与税收法定的关系来看,特别纳税调整的"一般条款"应谨慎适用.     

从“公法之债”的视角重新审视税法基本原则

随着"债"的概念被引入传统的公法领域--税法,税法体系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当然也会在税法的基本原则方面有所体现.文章从"公法之债"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和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的内涵.     

论中国税法体系的法治模式构建

税法体系是指由不同形式的税法规范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税法形式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是税法体系的基本内容。税收法定主义回答了税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成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面对目前中国税收法律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法体系应成为税收法治模式构建的必然选择。     

税收调控应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基于中国房产税收调控的思考

中国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以及种种房产税收调控行为,是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的,然而却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税收调控是否可以突破税收法定原则?为保护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以及法治国家的要求,税收调控不能突破、也不应被允许突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调控应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理论前提之反思

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前提在于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追求、立法确立现状形成共识。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包括税收收入法定和税收支出法定两个环节,才能实现对纳税人权利的完整保障。税收法定原则的"法"不应作狭义的解释,而应从我国立法实践及本国国情出发,将税收法定的"法"的范围扩展到行政法规。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追求经历了从一元的民主到"民主+分配正义"的二元结构的转变。我国近代宪法史曾确立过税收法定原则,遗憾的是,该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立法法》修订仅明确税率这一课税要素的法定,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仅仅得到了初步确立。只有全面提升税收立法的整体立法层级,才能实现真正的税收法定。     

论税收调控法与税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按照目的的不同,税法分为财政税法、经济税法(或称税收调控法)和社会税法三大类.因此,学界通常将税收调控法作为税法整体的一般性认识有误.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看,首先,税收调控法必须受税收法定主义这一首要原则的约束;其次,税收调控法不适用于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但却招致比例原则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再次,在税收效率原则中,税收调控法在不符合税收行政效率原则的同时,却与税收经济效率原则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所以,税收调控法与财政税法有别,并非等于税法整体,而仅是税法的一部分.     

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

19世纪英国引入了现代所得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张力,传统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税收法定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论文探讨了税收法定原则表述的形式,上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的衰落,以及下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是一项需要探索的新任务。同时也探讨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启示。     

论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收规避治理中的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出于对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实质的考量，可以很好的弥补税法漏洞，有效治理税收规避问题。但是，它与作为税法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适用实质课税原则予以课税，存在着税务机关权力滥用的风险，难免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探讨如何消减二者之间的矛盾，保证在税收规避治理中适用实质课税原则不会对纳税人权利造成侵害、或至少将侵害程度降到最小，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税收遵从协议行政指导属性之证成

税收遵从协议作为一种新型执法方式被广为应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学界对其性质、合法性等方面的认识,争议颇多。从对现有文本的观察来看,税企双方签订税收遵从协议并不会引起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协议大部分内容只是对税收法律规范的重申与复写。税收遵从协议以合同为载体,实际上并不能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只是行政指导的一种类型。同时,税收遵从协议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但必须遵循税法的基本规则,必须在税收法定主义的框架内运行,行政两造不能以协议方式变更法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由于历史和文化基础的差异,我国在治税思想、纳税意识、权利义务观念、政府与纳税人关系的理念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异,在分析这些差异的形成及深层根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为我国税收立法的首要原则,优化我国的宏观治税环境;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使纳税人的税收观念趋于理性化;明确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并强调政府对基本税权的保障;加强政府与纳税人的合作,净化税收征纳关系,使我国的税收法制真正体现税收的公平与理性。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燃油税法定

在《立法法》修改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之下,燃油税的改革迎来了良好契机。税收法定主要是指税收要素法定、税收要素的明确、税收征收程序的法定。燃油税在贯彻税收法定原则上存在征收依据不合理、税率变动不合理、征收程序不合理等问题。据此提出建议:燃油税法立法权回归最高立法机关、完善燃油税法律法规、限制政府征收燃油税的权力。     

税收合同的性质辨析

税法上虽然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其最高原则，但税收合同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能消除法定的纳税义务。因为税收合同具有经济目的，主体一方恒定是代表政府的征税机关，个别利益和由政府代表的整体利益并重，体现经济法的“纵横统一”思想，税务机关具有主导性，体现了经济法的动态的实现机制，因而从其性质上应归为经济合同。税收合同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其有限的合意性、没有具体的对待给付从而不表现为对价的关系、不受商事和经济规律的支配、合同的基本条件或主要条件并非是由政府规定的、主要体现税收效率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阐释

无论税制设计如何完善、税法规则如何复杂,偷逃税、避税、税收筹划始终是税法运行实践中无法消除的事实,也是各国税务机关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税收征收究竟是以形式还是以实质为标准,始终是税法领域存在争议的话题。实质课税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十分相似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肇始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还是经日本学者升级后的实质课税原则,二者在税收立法中的确立最初都是源于反避税的需求,都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对当时税法进行修改的结果。从实质课税原则在英美法系的演进过程来看,实质课税原则经历了被否认到被允许的过程。由于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主,实质课税原则主要通过法院的判决被确立,这与大陆法系通过税收立法确定实质课税原则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实质课税原则的产生背景来看,反避税是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税收立法或税收司法实践中产生或确立的直接动机或最初原因。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在税法中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法律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关系"的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而经济实质主义应当运用于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不一致的情形。只有将法律实质主义和经济实质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税收问题,使税收的经济性与法律的权威性相契合。尽管实质课税原则在两大法系中有着不同的称谓,理论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存在诸多分歧,但从实质课税原则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发现,实质课税原则并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实现税法上税收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技术性、手段性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补充,其目的是要求纳税人按其实质的税负能力来纳税,最终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实质课税原则适用于税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但并非适用于税法运行各环节的全部领域。     

罪行法定主义史论

本文从法律史的角度试论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拟从固有的典章律令中,寻出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证明传统旧制中罪刑法定主义是存在的,但由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人治,这决定了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就制度层面而言,在封建立法、司法的实务运作中并未落实,只在个别朝代律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从罪刑法定主义到罪刑法定原则,其间的递颤是有因果脉络可寻的：惟有在法治理念、罪行法定理念深入人心的基础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我国税法中税收法定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然而,目前,在我国税法中还没有完全真正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我国税收的立法工作和征管工作,在呼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的意识到我国的税收在立法、执法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落实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采取切实措施来完善我国税法。本文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了我国当前税法中税收原则的不足,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分析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其原因是税收法定原则有着多重的价值蕴含,它把诸多人类追求的美好价值具体化到税法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税收法定”体现了民主的价值;从法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又体现了效率的追求。     

政府征税权的扩张本性及其内外约束

政府征税权具有鲜明的扩张本质,但其过度的扩张又会从根本上导致政府自身公信力下降,造成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政府征税权的内在约束来自税收的有限性,而税收的有限性根源于政府职能有限性和纳税人纳税能力有限性;政府征税权的外在约束主要依靠国家税收宪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实现政府征税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协调与平衡发展目标的根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