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路径与趋向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社会改造运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希望沿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方式进行纯思想文化启蒙,但现实迫使他们在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爱国行动,开启了把思想启蒙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已被此后的历史证明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社会改造运动的路径与走向。     

韦伯与吉登斯社会行动观之比较

韦伯和吉登斯都是对社会行动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社会学家。韦伯的社会行动是受个人意识支配并指向他人的行为;吉登斯的社会行动则是一种与结构紧密相连的反思性行动流。本文指出了两者社会行动观的一致性在于重视个人意识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同时选取了行动、意识、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这三个角度着重比较两者差异性,得出结论认为：韦伯社会行动观的核心词是静态化、意图性和解释性,而吉登斯的核心词则是动态化、反思性、实践意识和结构。     

社会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社会运动是指一种有组织、有明确目标、持续进行的群体行动 ,它包含运动的主体、客体、目标和手段等结构要素。就现实意义而言 ,社会运动不仅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效方法 ,而且也是积累社会资本、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制阐释

互联网业已成为群体行动的舆论平台和发生渠道,通过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的供给与共识解读及建构,促使网络社会运动的专业化与草根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以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框架建构等理论范式为研究框架,分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行动的互动与平衡,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并探索促使其有效发生的制度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对土耳其反全球化运动的交叉阅读及其他:政治文化的形成

自1999年西雅图示威以来,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这一运动开始是标榜为“反全球化”,后成为“另类全球化”,并发现其原则在地方和世界范围受到其他抵抗群体越来越多的响应。在土耳其诞生的另类全球化运动就是一例。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土耳其社会运动的国家政治文化及其与土耳其另类全球化的关系,和这种国家文化与产生于世界社会论坛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文化的关系。我们将考察实验一种全球化社会和政治斗争观念的不同政治文化的互动。以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型,我们将分析地方、国家和世界社会论坛所提出的计划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土耳其抗议群体在另类全球化背景中的历史,通过描绘这些群体参与社会论坛的轨迹,我们还将考察这些反抗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产生的共同效果;随之产生的知识和组织形式的转移,以及与它们的不同政治文化相联系的具体的行动剧目。     

定势过正效应论

定势过正效应是社会系统运动的一种动态规律。“定势”即同一连续行动的态势。定势过正效应论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体或个体的定势行动下,常常出现心理动量或行为动量的“过正”事实(并非仅仅限于纠正错误)。这种定势过正效应是社会系统中定势态的特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女性参与维和行动的决议及思考

随着国际社会对女性参与维和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将性别观念纳入到维和行动的主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执行这些决议的过程中,推动女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存在着一些困难,如传统观点的制约、性丑闻频发以及缺乏专门的监督管理机制。为了能更好地推动这些决议的执行,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女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建议:严惩性犯罪、扩大宣传力度、制定便利政策等。     

黄炎培教育救国思想初论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职业教育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阶级、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职业教育思想的特征是：教育讲求实用，为发展生产、发展民族经济服务：在教育方法上，提倡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使人才能够能够服务于社会生产，服务于社会生活。这些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真知灼见，不仅表现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中，也体现在他的实践行动中。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指导作用。     

新社会运动“新”在何处——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的社会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这是不同于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其新特点表现在身份政治、非组织化、非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体化等方面。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则认为,这些特点在60年代之前的社会运动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前者的观点从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的理论,而后者的观点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工人运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承认现代社会运动的新特点。这表明,工人运动理论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代社会运动,但是必须吸收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成果。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简单地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无法正确地解释现代社会运动的。只有把现代社会运动置于公共领域,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产生以来,欧洲传统的的运动理论模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能对当代的新社会运动进行有效的解释,因此,学者们提出了另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即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来解释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不同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提出了不同的新社会运动理论,这些理论共同组成了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在此,文章选择了图海纳、卡斯特尔斯、梅卢西、哈贝马斯和奥菲五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并对其各自观点进行阐述。最后对有关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批判进行了概括并作出评述。     

超越对抗政治——对代表性原则的理论反思

代表性的理想形态是普遍性或公共性,如果代表过程能够得出普遍性或公共性,代表型民主就将成为以社会共识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政治.但由于代表制度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代表过程无法体现普遍性或公共性,而只能将民主变为多数统治,结果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集团为成为“多数”而开展的彼此对抗与在对抗中受到排斥的群体和集团对政府的抗争,使代表型民主变异和定型为对抗政治,代表性也成为了普遍对抗的制度根源.对抗政治激发了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用“在场”来取代“代表性”,通过在场寻找走向合作政治的途径.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从慈善角度看跨国民营企业的“柔性”国际化战略

跨国民营企业选择参与海外慈善行动作为国际化的路径,是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回应,可以塑造企业的国际形象、提升企业文化及弥补国有企业海外行动的不足.但前提条件是企业应具备积极的海外慈善意识和行动、企业与慈善组织的合作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具体模式包括设立基金会、承担政府的援外项目以及直接从事社区服务等.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1931-1933年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探析

1931-1933年日本相继制造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事件等,这些事件激起国人和海外华侨的强烈抵抗,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南洋华侨怀着强大的爱国情怀也加入到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历史潮流中。华侨的中介商地位和国货难以畅销南洋以及当时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等诸多因素致使抵制运动难以产生与国内一致的影响。华侨用他们的行动捍卫了祖国的利益,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这些无疑证明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休戚相关。     

迈向依法有序的网络维权：社会资本的力量

互联网时代,虽然普通网络维权是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鲜有深入的学术研究。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依法有序网络维权的重要社会机制。具体地说：一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功能,通过资源帮扶和网络交往两种机制,作用于个体网络维权意愿和行动;二是嵌入人际关系的法律资源（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促进个体利用线上的制度渠道,依法维权;三是同等条件下,年轻人、高教育群体网络维权意愿更强烈、行动更频繁;对网民影响力的乐观判断也鼓舞了普通网络维权。这些发现预示着,丰富的人际社会资本含量,将促使人们通过线上正式渠道维护权益,有利于推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     

跨国主义:北京世妇会后的女性主义政治面貌

作者认为,自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跨国的女性主义实践已经成为世界女性运动的主要形式。跨国主义指不仅其组织已跨越国界,而且其地方、全国、地区、国际的行动主义也都纳入“跨国”话语。我审视了跨国女性主义存在的两个场所,联合国和世界社会论坛,特别审视了后者中女性对话论坛的出现。我认为在北京世妇会之后改变的社会政治语境,特别是新自由经济的持续霸权、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进攻、“9·11”之后的战争及全世界和美国对恐怖主义的专注,已经使跨国行动主义在内部运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局限性暴露无遗。由于能够实际跨越国界与那些无法跨越国界的运动组织之间的紧张状况,跨国主义使运动政治支离破碎,并且跨国主义在运动所在国家内部和南北阵营国家之间制造不平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跨国女性主义拥有的可操作的空间和跨国行动主义的形式下,运动的战略关注将从结果转向过程,从再分配转向政策和话语的变化。因此,作者认为北京世妇会之后女性运动具有讽刺意味:妇女组织随处可见,而妇女生活仍然陷入多重不平等中。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需要一种新激进女性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立足于交叉性的分析和民主实践之上,和其他群众运动一起设计战略,重新分配资源,解放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