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梭的抽象自由平等观

自由、平等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高擎的一面旗帜 ,卢梭以他小生产者的独特视角洞察了自由、平等的发展过程 :平等—不平等—平等 ,从而奠定了他在法国哲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公正与人道：以德治国的道德原则体系

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是公正 :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 ,这是“完全平等”的公正原则 ;另一方面 ,每个人因其具体贡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 ,人们所享有的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做出的具体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应该完全平等 ,这是“比例平等”的公正原则。但是 ,公正不是以德治国的最完美原则 ;最完美的原则乃是人道 ,因为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是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 :个人越自由 ,他的个性发挥得便越充分 ,他的创造潜能便越能得到实现 ,他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便越高 ,因而社会便越繁荣昌盛。     

托马斯·阿奎那的社会思想简论

托马斯·阿奎那在修改早期自然法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思想。他强调人天生具有社会性,以此解说人类社会的起源;他认为,人天生是不平等的,以此来论证现实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他提出一种社会有机论,以此说明个人从属于社会,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阿奎那的社会思想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以及西方教会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     

复杂的不平等?——评沃尔策的平等观

沃尔策是当代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以提出"复杂的平等"观念闻名于世,而"复杂的平等"是针对"简单的平等"提出来的。这里的核心观点是,沃尔策的平等观念与其说是复杂的平等,不如说是复杂的不平等。我们将分三步来论证这种观点:首先讨论沃尔策对简单的平等的批评;其次对他的复杂的平等观念进行深入分析;最后证明为什么我们把这种复杂的平等称为复杂的不平等。     

论专制主义（下）——专制和专制主义之“价值”

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违背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平等权利,使所有人生活于一个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社会;他违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遭受全面的奴役、异化和不自由的社会,完全丧失个性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他违背人权原则、人道原则和公正原则,从而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人道和公正的权益,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无人权、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社会;他违背自由与人道以及平等与公正等全部社会治理道德原则,极端阻碍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和诺齐克之辩解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之批判的分析

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批判,集中在《〈民约〉平议》一文。然而,当我们将之与《社会契约论》比较时发现:他对卢梭民生而自由平等的批判,求助于"肤浅"的经验;他对卢梭财产公有的批驳,建立在对人间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抨击之上;他对卢梭战争观的拒斥,是基于不解卢梭有关战争的真实想法。其中,严复对民生而自由平等的驳斥,倒是抓住了卢梭建构其思想的要害。不过,由于严复不解卢梭"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有关界说,以上的种种辨驳,都表明他游离了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旨趣。     

论罗尔斯平等思想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尔斯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社会正义原则,但他更看重平等,因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构成了平等的基础.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如政治上的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公民基本自由要求权利平等原则,不允许公民间基本自由存在任何差别.在收人和财富的分配上,为克服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与人造成的不平等,他在承认效率原则和形式平等所遵循的纯粹正义的程序的前提下,提出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正义第二原则.     

平等的两个路标——论马克思与罗尔斯平等观的差异

马克思和罗尔斯是探寻平等路标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他们分属不同的时代,但学术旨趣都指向平等。马克思的学术重心植根于社会历史实践,他沿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分析平等的政治经济根源,从而构筑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平等是他探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平等既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也是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他在《正义论》中关切自由、平等的道德主体如何选择一种正义原则来实现自由之能力、平等之价值。通过对两者平等观的立论基础、论证方法、平等观的内容与实现途径以及理论意义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借鉴西方学者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又可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注人性的健全与解放——鲁迅对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

鲁迅对于西方文化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 ,即是实现人性的健全与解放。他尊崇科学 ,同时反对科学泛化对人文精神的抑制 ;提倡民主平等 ,又反对绝对平等 ,强调民主要建立在民众人性健全基础上 ;他吸收尼采“超人”哲学中对个体人的重视 ,又扬弃了其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鲁迅向西方文化学习时呈现出不拒斥、不盲从、批判性吸收的特征     

论汉代妇女积极的婚姻态度

汉代妇女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它们表现在:富女嫁贫男;大多数妇女比较尚贤,且坚持婚姻自主;面对不幸的婚姻,汉代妇女能选择改嫁或再嫁,继续积极地生活;对于比较清贫的婚姻生活,始终对爱情忠贞,与夫相随,同甘共苦。汉代妇女这种积极的婚姻态度源于汉代妇女的地位比较高,与后世相比,她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从我国男女平等的现状看男女平等的复合内涵

男女平等范畴是对男女平等历史演进过程的反映。男女平等范畴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其内涵已经关涉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文化、伦理等诸多方面。这为我们多视角透视男女平等范畴的复合内涵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多视角透视男女平等范畴的复合内涵也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全面地把握男女平等的理论内涵,有利于全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确立妇女运动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和长期的奋斗目标。在理解男女平等的内涵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由于男女平等内涵是历史生成的,因此不能用静止的方法把握其内涵。二是不能用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将男女平等理解为数量上的绝对平均。三是理解男女平等必须建立在保障男女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四是正确全面地理解男女平等不能无视男女在性别、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别。与此同时,必须反对性别歧视。     

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汉语中男性和女性在拒绝策略上存在差异;男性比女性使用更多的直接拒绝策略,而女性则比男性使用更多的间接拒绝策略;女性在拒绝时比男性使用更多的礼貌策略.这些性别差异可以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     

惊人的美貌 坎坷的人生——海伦与珠牡的命运比较

海伦和珠牡分别是《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两部英雄史诗中最貌美的女性,由争夺她们而各自引发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史诗充分说明了在人类早期的男权时代,男子处于主宰地位,女子成为附属于男性的被奴役、被支配、繁衍后代的工具。这种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的婚姻关系最终使女性受到压制,人格受到歧视。女性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只是作为一种美的存在而物化为男性尊严的载体,是男人争夺的附属物,承担了礼物和荣誉载体的角色,同时也承担着战争的痛苦结果。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只是反映在男人的标准上,按男人的要求活着,用男人的标尺看待自己。海伦和珠牡的遭遇反映出当时妇女的命运和归宿,折射出当时社会架构下对女性的认知。通过对两位貌美女性的命运品性比较,揭示了东西方民族在社会观念、精神信仰和婚姻制度等方面的相似和差异。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宋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初探

宋代平民文化的崛起,引起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重大变革,其中较突出的是妇女观念的改变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的解放的文化精神,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体现在女性意识的觉醒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男人已肯定妇女也是"人",与男人有同等的人的价值;二是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即女人自身意识到自己也是"人",应与男人享有同等的人的权利。     

Pink-collar medicine: Women and the future of medicine

The number of women in medicine is increasing. There is evidence that women practice in different ways than men; are interested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medicine; work fewer hours; and receive less pay for equivalent hours than men. Women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higher echelons of power within academic medicine. Women’s carrers are adversely affected by pregnancy, childcar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gender role conflict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is does not need to be the cas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dicine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to ensure women have a voice to determine their place in medicine in the future. The positive changes that women bring to medicine are highlighted and the barriers for women in the profession are outlined. She received her medical degree from Glasgow University and her psychiatric training in Edinburgh, Scotland; Kingston, Jamaica; and Brown University in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She may be reached at aheru@butler.org.     

妇女平等就业权利面临的困境及化解途径

主张妇女应放弃平等的就业权利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主张妇女应拥有与男子在结果上平等的就业权利的观点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有效的实现机制;主张妇女应拥有与男子在机会上平等的就业权利的观点符合市场经济的操作规程,但由于妇女劳动力存在性别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它必然会导致男女就业在结果上的不平等,有违社会公正.只有通过努力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高妇女的劳动素质,开发适合妇女就业的岗位,积极鼓励妇女自主创业,消除雇主的性别歧视,建立性别成本的社会分摊制度等途径,才能在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男女就业在结果上平等的目标.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Men’s and Women’s Chances of Re-partnering in a European Context

This work examines what role children play in the re-partnering process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Norway, France, Germany, Roman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To what extent do men and women differ in their re-partnering chances?; (2) Can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partnering be explained by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 (3) How do the custodial arrangements and the child’s age affect the re-partnering chances of men and women? We use the partnership and parenthood histori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Generations and Gender Survey (United Nations, Generations and Gender Programme: Survey Instrumen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Geneva, 2005) to examine the transition to moving in with a new partner follow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irst marital union, separately for men and women. The story that emerges is one of similarities in the effects rather than differences. In most countries, men are more likely to re-partner than women. This gender differe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 as our analyses show that childless men and women do not differ in their probability to re-partner. Mothers with resident children are less likely to re-partner than non-mothers and a similar though often non-significant effect of resident children is observed for fathers. In most countries we find that as the child ages, the chances to enter a new union increase. In sum,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children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partnering and a contributor to the documented gender gap in re-partnering, and this holds throughout distinc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