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因权力的要素渗透其中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此类组织以“正当权力”为支持,“合法企业”为实体,非法运营为本质,使组织的“合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带有直接违法性的“黑色经济”比重下降,组织行为暴力色彩淡化。但其本质未变,相反,当权力介入后,此类组织不但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扭曲市场、扰乱治安,而且还有能力持续侵蚀国家政权的健康肌体,从社会安全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学界需要以“权力”和“财产”特征为主线,在犯罪学领域展开新的实证研究,在刑法领域展开新的规范性探索以积极应对。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以E.P.汤普森为中心

E.P.汤普森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面向。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引发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不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并且重视“文化”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同样,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经验”与“理论”的思想交锋,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系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新经济”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并对美国“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现象进行了较系统的成因分析;论述了“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

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类”与“共同体”向自然的扩展。其理论论证的逻辑起点可分从自然出发和从人的规定出发两大类型,在西方有其思想和观念基础,但从理论和逻辑论证来看,还存在根本性的问题。系统、深入地总结、反思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对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效率变动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2004—2012年省级面板样本的检验

提高政府效率、全面推进“走出去”战略是现阶段的热门议题。在探讨政府效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互动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双重机制阐述表明：政府效率变动将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政府效率将直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从而加速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与此同时,政府效率的提升亦间接改善了国内投资环境,进而抑制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以上两种效应均显著存在,并通过求解得出政府效率提升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总体净效应为正,即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效率的提升将有效助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进程。     

政府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政府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将居于中心地位,它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战略意义。这表现在:亟待创新的政府体制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硬核”,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进行政府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政府体制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交会点,因而政府改革具有双重性质。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视角下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于信息交换，其中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日益重要，但这也引发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担忧。国家间不同的规则与政策选择可能形成贸易壁垒，阻遏经济发展。因此，从跨境电商建设视角出发思索中国如何平衡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其立足于单边、双边、多边等维度建构法律制度，依托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思索实践路径，并坚持综合考量及平衡多重利益。     

政绩竞赛、合法伤害权与炫耀性寻租 ——对中国当前“包村”运动的思考

包村运动作为一种扶贫方式,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对群众路线的着重强调,地方政府政绩竞赛的冲动在一些地方再次风行起来。尽管这种扶贫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一些地区、农户的贫困问题,但效率低下,注重短期效应,形式主义严重。从长期看这种建立在权力部门合法伤害权基础上的政绩竞赛会进一步强化权力寻租,使普通的物质性寻租升级为炫耀性寻租,造成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资源配置的更大扭曲,腐败问题的恶化。只有建立比较公平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限制政府规模和权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建立长效的扶贫机制,以制度建设代替政治运动,我们才能减少权力寻租,防止包村的异化,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中国的扶贫进度。     

社会保障:公平社会的基础

是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否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是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弱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靠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公平社会的基础。追求适度公平是以推动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底线公平是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分工的依据。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柔性调节机制,既增进社会福利,又推动经济发展。以适度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看,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福利,一种经济制度,它还是一种责任体系,一种道义承诺,一种社会架构。     

政府与市场的共生和互动——金融海啸对中国宏观调控变革的启示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共生互动关系是当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反映,良好的共生和互动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理想的、动态的一种关系状态。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及建立政府、市场间良性共生互动机制才是应有之义。金融海啸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置不当的不良恶果,其危害波及全球,中国亦未能幸免。另一方面,金融海啸也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变革契机。抓住机遇,立足实际,以社会的稳定繁荣为根本宗旨,努力实现政府主导权与市场自主性之间的协调,亦即对过度监管与监管不力的有效调校,并进而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对称互惠共生”的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之构建,应该是当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可行之道。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政府责任核心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责任缘于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管理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追求“公平与正义”--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鉴于其经验和局限,基于中国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及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公共性应是我国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     

政府干预、社会资本与审计需求 ——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实证的方式检验了上市公司政府干预、社会资本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严重的地区,审计质量降低;对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地方社会资本更高,其所在地的国有企业高质量的审计则会被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