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京津商人经营文化比较浅析

近代社会中,北京与天津商人在长期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博大精深的经营文化,给后来的经营者和经济学家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思索和总结的东西.本文将有助于洞悉京、津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天津温州商会 最具创新力的商会

2006年是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时值“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也给天津温州商会和天津温州商人带来持续发展的大好时机。天津温州商会在积极参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的同时,也为回报家乡温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与晋中社会

晋中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孝义、列女等卷内容和作为民众意识文本的祁太秧歌对于研究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和分析晋中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文献反映了继嗣制度、缺损家庭、异常的婚姻家庭状况等极具特色的晋中商人家庭结构。正是由于经商盛行造成的商人家庭成员流失使晋中商人家庭结构经常处于失衡状态 ,这种失衡是晋中地区社会结构失衡的真切表现     

现代公司制度的中世纪源头

现代公司制度有法人、合股、资本所有和资本经营相分离三大特征。这些元素在中世纪西欧就已得到初步培育。中世纪行会展现了团体认同意识、经济权力集中、合作与共享等公司“元素”;中世纪意大利商人有社会合伙、家族合伙和家族公司等现代公司的初级形态;中世纪英国出现的商人规约公司也具备了许多现代公司的特征,而且正是在规约公司的基础上开始了向合股公司的转变。     

试析《三言》中"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题材小说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作者不仅积极肯定了商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在作品中渗透了一种正确的、永恒的商人经商原则,大力倡导了"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从而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为后世商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论中世纪城市宪政的商人构建特性

辨析宪法(宪政)与民事权利、商事权利(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既可以从价值、逻辑层面展开,也可以把宪政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解说的依据.对于西方宪政(宪法)的发展而言,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与城市的治理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此,历史性地描述中世纪城市宪政的形成与商人追求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宪政(宪法)与民商法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了一定的经验性意义.从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与城市的治理来看,职业商人对商事自由的需求是中世纪城市宪政形成的基础性原因,职业商人所使用的工具则包括在商人的职业意识与职业能力主导下所形成的商人法、商事组织的构造与管理能力以及根源于西方历史的法治意识与法治能力,而商人职业精神与职业素质得以展示与发挥的空间则是中世纪的商业城市.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清代的天津商人与社区认同

得益于漕运、海运等长途贸易和长芦盐业,天津在清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移民。与隶属官、军两籍的明代移民不同,清代移民多是以经商为目的。经济利益与城市生活将这些居民联结成一个新的社区,而以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参与对于社区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当代商官：原因、危害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政策和体制的不足、政府职能错位等原因,商人从政者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我们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进行杜绝。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明清晋商商业教育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晋商鼎盛长达5个多世纪与晋商重视商业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晋商在经商之余,除重视对子弟商业伦理道德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子弟商业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他们很快进入这一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提供借鉴.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诚信、勤俭与进取——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

我国明清两代,商业得到空前发展,描写这种大背景下的商人和商业行为的作品增多。明清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勤俭是经商之本”、“进取是经商之道”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