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     

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观的流变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流观念是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反封建;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种文化历史观;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消失后,它对近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继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耻感文化"的奇作.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先有内容后有形式且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日本"耻感文化"泊于中国,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则与中国"耻"文化迥异.前者强调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要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后者则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强调"外辱"而知耻.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政治呼应与文化揭秘的对照互证——对《创业史》《白鹿原》的一种比较

作为生成于具体时空的历史存在,呼应政治的<创业史>和揭秘文化的<白鹿原>构成一种鲜明对照;作为审美性文本,<创业史>无意间流露出了政治变革下不变的传统伦理面孔,<白鹿原>充分呈现了政治威力对民众心态及宗族制度的冲击,显示出了作为文学所具有的广泛性、整体性特征,构成了一种相互印证关系;作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展开,二者都触及到宗族制度、内圣外王等文化特质,流露出与传统伦理文化的血脉承传,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相互印证关系.     

《铸剑》的文化解读

鲁迅的小说<铸剑>是一篇描写眉间尺为父复仇之主题的历史小说;其本事源自晋人小说<搜神记>之干将和莫邪的故事;在此故事的历史演进中,情节和思想题旨皆有变化,至鲁迅才将它创造为一篇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其根源全系尚武爱国复仇为重要特征之越文化的深厚土壤;在日本,眉间尺的故事也受到广泛重视,被改写成多种文学作品;文学的这种古今中外演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应得到人们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马华小说和诗歌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与回望

马华当代小说和诗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爱国主义"而为政治中国送行,七八十年代在彷徨与焦虑中不知情归何处而本能地召唤文化中国,到90年代的文化反思对传统进行的批判与重构,在不同的文学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中国文化取向.它们在不同时期所折射出的主体文化认同与心态也迥异,必须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同时紧扣社会与政治语境的发展和变化,才能见出真章.主观与客观因素牵制着马华作家的文化意识,但是他们对于祖辈文化的微妙情感与背离却总是循环而往复、藕断又丝连.其文学文本在叙说这种复杂的文化情境时,经常流露出一种低沉与沧悒的情调.     

"骊姬之难"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味

"骊姬之难"是<左传>、<国语>、<史记>等中国古代叙事散文详尽叙述的一个具有文化模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卷入矛盾冲突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丰富而生动,而事件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让人低回叹惋.从"骊姬之难"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重建.     

论20世纪80～9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

社会文化的发展使得历史小说创作成为80年代末至整个90年代文学生机勃勃的生长点。从80年代以文化历史小说为主的格局到90年代开放多元的新历史小说、演史类通俗小说,确证了80年代"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在90年代向文学多种可能性的发展。     

论"文化寻根"小说的渊源及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寻根"小说既是国际国内的文化思潮冲击的结果,又是文学自身逻辑演变的产物.它或从民族与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中发掘民族文化积淀,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撑,或从民间文化的历史遗传中探测现实生存的文化秘密,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寻根"小说是渗透着当代意识的民族寓言,它所采用的文化视角扩展了文学表现的角度和领域,促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元文学景观的呈现.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张君劢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之哲思路向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活转于当代,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术界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主张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其理论体系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与致思方向,以塑造新的国民性为目标,遵照"新人"-"新公民"-"新民族"-"新精神"-"新文化"-"新国家"的逻辑脉络,实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由工具理性启蒙到"人"的发现、人的实践理性启蒙的成功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上天以国粹付余”——章太炎先生学术精神的文化诠解

清季民初,在“国故沦胥”的同情与“西学荡灭”的反思中,文化学统的维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章太炎先生继绝自任,以排满情绪下所受的旧学训练,鼓吹革命,保存国粹,于讲学论史中继述文明,章太炎先生的学术精神正于此中流露,而此亦成为诠解章太炎先生学术的一个文化视角。     

张爱玲《传奇》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她的传世之作《传奇》，凭借中国文人感时忧生的文化人格，准确把握世态人情，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剖析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和人类无法抗拒的宿命。由于家庭、社会、时代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使《传奇》中的小说，无论是人物及其命运、作品的思想意蕴，还是作品的语言、意象等，无不渗透了传统文化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是其深刻内涵的三个重要层面。和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及价值理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张爱玲小说中的三类人物形象

张爱玲及其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交际花类型的女性形象、心理变态的女性形象和男性知识份子形象构成张爱玲小说的三类典型形象。在对这三类人物形象的描绘中,张爱玲对人性作了非常"现代"的感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西方文化的涌入给中国的人性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