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服务台

律师同志:我今年60多岁,与丈夫感情不好分居多年。现在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每月不足300元的收入不能养活自己及看病,要求丈夫(他每月有退休金1000元左右)给生活费,丈夫说孩子可以赡养我而拒绝给钱。丈夫的做法对吗?周大年周大年同志:首先要以肯定的是,周某丈夫的做法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是违法的。虽然我国法律是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但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法律这样规定是因为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双方在经济上生活上互相帮助、互相供     

俄罗斯离异家庭的父子关系

长期以来 ,俄罗斯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而离婚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单亲家庭数量直线上升 ,单身母亲家庭的经济境况不断恶化。由于在俄罗斯99%的单亲家庭的家长是母亲 ,所以单亲家庭中孩子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离婚后父亲不按时支付子女的生活费 ,因此造成离异家庭子女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不仅限于经济上 ,更重要的是很多父亲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责任。国家在立法上规定了父亲要对孩子承担抚养义务 (给付抚养费 ) ,但对父亲参与对孩子的教育却没作任何规定。父亲可以和孩子交往 ,交往的频率…     

江苏昆山市:健全分类保障 力促儿童全面发展

正核心提示:苏昆山市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对父母重残、患重病的家庭,生活收入无来源的,其家庭成员包括儿童都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0%发放生活补助;对父母双方服刑在押的以及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纳入孤儿保障体系,按孤儿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费。同时建立重残儿童康复补助制度和重病儿童救助制度,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通过团体辅导、个案咨询等形式,解决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为     

家庭赡养法律关系主体角色的重塑

家庭赡养曾是我们的祖先引以为豪的道德圭臬,然而如今却屡屡面对来自社会与学界的漠视和质疑。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要求家庭赡养法律制度作出动态调整,家庭赡养法律关系主体的角色功能亟待重新定位。在完成从"人"到"人群"的角色属性转换的基础上,应当重塑三方角色:将赡养人的家庭赡养劳动纳入社会分工,使其参与利益交换;关注并提升被赡养人的社会角色作用,使其通过履行自我养老等义务改善代际失衡关系;特别要确认国家的家庭赡养法律主体地位,启动家庭赡养中的国家给付义务,将家庭赡养逐步纳入国家现代治理体系。     

子女抚养费如何计算

编辑同志:我小弟在三年前离婚,当时约定儿子由女方抚养,我小弟一年给付六千九百元抚养费(其中有九百元保险费)。今年我小弟长了工资,女方要求增加抚养费,还要求把单位每月发的奖金和年底发的奖金全部算到工资收入中,再以全额的40%作为小孩抚养费。请问我小弟该怎样给付抚养费?读者施云施云读者:根据我国婚姻法律的有关规定,你小弟不可以只以工资条上的金额为标准     

浙江: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正据2013年6月底调查统计,浙江省各类困境儿童90901人,其中孤儿5872名,重度残疾儿童20626人(家庭生活困难的10503人),重病儿童4193(家庭生活困难的2772人),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13643(家庭生活困难的9757人),低保家庭儿童46567人(部分对象分类统计时人数有交叉)。目前,这批比孤儿数量更大的困境儿童生存、发展状况堪忧,面临多重困境。主要表现在生活比较贫困,发展权得不到保障,亲情交流受阻、情感严重缺失。对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探索2011年6月,浙江省政府办公     

扩大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之必要条件

本论文的目的为,在以增加具备学杂费负担能力的家庭数量为支撑的高等教育扩大(大学升学率的上升与大学升学人数的增加)中,推定当下(2010年)可负担学杂费的城市居民家庭占比与可负担学杂费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限。因富裕层与中间层是教育投资或教育消费的主体,本论文学具推定城市富裕层与中间层规模的意义。本论本主要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大学升学带来的有利条件。第二,确认以高等教育扩大为必需条件的学杂费的变化。第三,推定当今(2010年)具有学杂费负担能力的城市居民家庭占比与可负担学杂费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限。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家庭亲子关系

伴随着农村人口进域务工潮流的兴起,在中国农村出现了数量非常庞大的特殊家庭：留守妇女家庭。所谓留守妇女,是指由于丈夫长期（通常在半年以上）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家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     

离婚,潘多拉的盒子

资料表明,现每年中国离婚夫妻为60万对左右,离婚人数超过百万,这就意味着,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起离婚案发生。快速增长的离婚率促使单亲家庭不断增多,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单身父母、子女的心理状态、生活状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受伤的心永远在等待据一项调查证实：离婚之后的单亲家庭中,由单亲母亲和子女构成的比例占到离异后单亲家庭的69％。而抚养子女的一方,有62％以上的人,不可能从另一方那里拿到其本应得到的抚养费。尽管离婚时这一点是协议或判决所不允许出现的。唐敏已是32岁的少妇了,丈夫因为常年出差…     

武汉市居民生活质量分析

本文以武汉市千户居民家庭生活质量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地考察了当前城市居民家庭在经济收入与消费、居住环境与条件、市内公共交通、人际交往、闲暇娱乐等方面的基本状况，描述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工作与职业，以及对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总体评价。同时还对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论探望权的行使

探望权制度从中国新修订的《婚姻法》确立以来,使非抚养一方能更好地与子女沟通和交流,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常因一方不及时支付抚养费或不接收抚养费而拒绝对方探望子女,发泄对对方的私愤,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严重影响了中国探望权的执行。本文系统探讨了探望权的特殊性和立法上的缺陷,进而对完善探望权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内蒙古巴林左旗:多措并举解决养老难题

一是将无子女、残疾或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的1598名老年人纳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月发放五保金47万元;全面提升保障补助,使五保集中供养标准达到5050元/人/年、分散供养标准达到3100元/人/年;推行五保档案资料管理新模式,全面规范五保供养人员管理,切实维护好五保供养对象的合法权益.     

精神赡养:在道德与法律之间

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是老年人赡养的两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渐健全,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已基本能够实现,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赡养问题的凸显。与物质赡养不同,精神赡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需要赡养义务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赡养人需要道德约束,其内心的道德自觉决定了精神赡养履行时的质与量。另一方面,赡养人又需要法律强制,当其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或者其履行效果未到达最低标准时,就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障精神赡养的实现。因此,在精神赡养过程中,如何确定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边界,如何平衡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精神赡养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政策创新：刺激社会化供给——发展民营养老服务机构管窥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68亿,其中,失能老人已达到940万。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负担极为沉重。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     

老年家庭护理研究（下）

在美国老年家庭护理中,接近40％的长期护理费用是由个人及其家人直接支付的(u.s.Gen一eral Acclunting office,1995）。被护理者的家庭平均每个月有171元的额外支出,这造成全国护理者每月总共15亿元的开支（NAC/AARP,1997）。残障最严重的人的护理者所要自付的护理费用也就最大,譬如照顾那些至少有两项日常起居活动需要接受护理的人,护理者每月平均花在有关护理方面的支出为357元（占他们月收入的 27％）,而那些照顾只需极少帮助的人的护理者,每月平均只花 95元（NAC/AARP,199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诸多方面的改变: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独立、平等与和谐;在亲子互动中,独生子女家庭突出体现了"下一代为重";在代际交换中,父辈抚养付出与子辈赡养回报不平衡加剧:而文化反哺成为亲子传承的新特征.城市化进程中亲子分离和监护缺失、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矛盾,以及现代社会父辈权威减弱,是代际关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单身父亲

目前在德国,每七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跟着父母中的一方长大的。调查表明,预计到2000年,将有一半左右的孩子不能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家庭里。而原因就在于较高的离婚率和不断产生的新家庭。如今,单亲家庭在德国已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大多是母亲单独抚养孩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父亲也在极力要求获得监护权。在德国家事法庭上,约有1/3的男子为监护权而斗争,但只有10％左右的人有望成功。目前,联邦德国大约有50万父亲在单独抚养他们的孩子。     

荷兰、德国的老年服务

完善的保险机制和社会福利系统是养老服务顺利实施的物质基础在荷兰和德国，缴纳护理保险是每个纳税人的义务，同时每个老人在需要时使用护理保险也是他们所享有的权利。老年人需要护理照料和康复服务时可以选择在家、社区或养老机构接受服务。由护理保险公司根据评估的情况支付大部分费用，个人支付小部分或不在保险范围的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无支付能力老人的由政府支付。     

上海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 ,上海市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消费水平大大提高。家庭消费的变化是城市经济变迁的缩影。本文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及消费的角度探讨家庭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家庭消费中的夫妇关系与地位。家庭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经济体制改革给家庭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的增加及其收入分化的加剧。家庭收入是家庭消费的基础 ,而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家庭成员的职业状况直接相关。随着社会就业渠道的拓展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收入水平发生了极大的差异。首先是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最高行业的收入和最低行业…     

论“二孩政策”背景下“丧偶式家庭”抚养模式及其法律规制

所谓"丧偶式家庭"抚养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死亡产生的抚养模式,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调等社会问题出现以后,国家人口调整政策,出现的新社会问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家庭人口需求,父母在高成本压力下的自弃行为;其类型繁琐,危害巨大。规制这种模式应当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强化法律抚养,履行法律抚养义务,综合建立检察监督和预防制度,强化行政执法,配合社区建设,实行联动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