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

季羡林先生曾在国家教育部举办的“东方文学”讲习班做报告。现经季先生同意 ,特将此报告在本刊公开发表。文中所提意见至今仍然很重要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 ,季先生一直对《辽宁大学学报》寄托厚望并鼎力支持 ,在此谨向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

本文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和我校郁龙余教授为《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对话”方式所作的卷首语。季先生虽已94高龄,而且住院疗养,但仍思维敏捷,笔耕不止,每日可写2000字。在这篇《对话》中,他重申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提出了许多新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当代思想学术重镇的堂正和深厚。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全文刊出,以飨广大读者。     

“准量词”一题

现代汉语中,有这么一类词,如“年、天、国、省、季……”等,它们的词类归属,存在一些问题。赵元任先生和丁声树等先生把它们称作“准量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的《汉语知识》(1963年版)和江苏省四所师范院校合编的《现代汉语》,都将“年”、“天”等认作是“表示时间的名词。”而吕叔湘先生则认为,     

读羡季师《小说家之鲁迅》所想到的

羡季先生在《小说家之鲁迅》这篇讲演中说: 鲁迅,在学术与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言。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这是先生于1947年在当时的“北平”讲的。我以为这是那个历史时期,在北平这样的地区的学术界对鲁迅最全面的评价。     

“曾参”之“参”读音辨正

“曾参”之“参”读音辨正季文曾参,孔子的弟子,字子舆。关于曾参之“参”的读音似乎早已成定论,即读“参”为“ｓｈēｎ”。查阅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一册《论语·学而》篇,“曾子,名参（ｓｈēｎ）,字子舆,孔子的弟子。”杨伯峻先生的《论语·...     

挚友之间——鲁迅与许寿裳

鲁迅常常自豪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这“季茀”,就是与鲁迅“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保持了三十五年之久友谊的许寿裳。他字季茀,号上遂,一八八三年二月四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经营南货的小康之家。从他们的思想发展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孙中山先生学说与儒家思想之比较研析

儒家思想之精华,一言以蔽之,即是“仁民爱物”,而以“民”为本。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其理念与儒家思想相同,俱是以“仁”为中心,讲天人合一的协调关系,去解决人生之各种基本问题。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谓其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来源有三,其一即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中实以“孔学”为中心,职是之故,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与儒家思想确有脉络可通之处,两者皆具同根之源,吾人试就二者加以比较研析。     

古“县”新考——与唐德刚教授商榷

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对“县”的性质、建制的说法值得商榷,从文字学与政治两方面结合古代礼制提出新的考证,对古代“县”的建制的产生演化及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侯国间的同与不同进行历史的考辨,证明唐德刚先生以“悬而未决”论说“县”,十分不当。同时为县之起源,立一新说。     

李白与少数民族

一、从李白氏族之争论谈起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李白籍贯的讨论,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又提出新说,断定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①由此引起一场关于其氏族问题的广泛争论。支持或否定者均大有人在。其后詹锳先生为陈氏之说寻得旁证数则,即太白精于西域文字,轻财好施,任侠仗义,象貌特出等,证明其为西域胡人。②而胡怀琛、幽谷更力证其“突厥化”程度很深,是“从碎叶突厥家庭中出来的”。③此外还有杨宪益等提出“李白是氏人”④等等。反对其说者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李白与杜甫》书中列举反证以否定之,坚持认定李白为汉人。虽然两     

绩溪人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针对高念华先生提出的“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论点,以史料进行批驳,说明胡雪岩原本就是绩溪人,绩溪人也无需与他人“争夺”胡雪岩。     

明代台湾东番人族属刍议

陈第的《东番记》对于研究台湾史地的价值,曾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与评价。方豪先生说它“为台湾古史重要文献”,可补《明史》有关记载之不足,“实明季亲临本岛目击本岛情形者所遗之最早文献。”陈正样认为“这是中国人记载台湾最早最确实的地理文献”,“是研究台湾古地理的一篇非常宝贵的文献,我人藉此可知十七世纪初叶,台湾西部沿海已有若干中国渔夫及商贩,并与先住民发生了贸易关系。”     

郑朝宗与钱学

钱锺书先生走了,一辈子以“落索身名免谤憎”为悬鹄,一辈子誉、谤相缠,热闹于软红尘中的锺书先生,终于得以落索的方式,归于冥漠的大自在中:生不能如愿,死终得从心,杨绛先生言“喜丧”,诚有之矣;郑朝宗先生走了,这位锺书先生“知管仲惟鲍子”的素心知已,这位在散文创作和西方文学上造诣颇深的文人学者,整整前于钱先生两月(十月十     

中国小说理论与批评的哲性因子

“依经论文”、“依道论文”在中国古代小说评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和原则,这些论述都在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即哲性因子。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人对小说就不采取“依史论文”的视角和原则呢?当然不是。余虹先生以及持相同见解的先生的观点是有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我们之所以特别突出地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批评中的哲性因子,是意在与余虹先生的见解构成互补,以防止偏误和片面的认识。     

简评《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

周钧韬先生的《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令人瞩目的“金”学专著。本书三十万言,包括探谜与艺术赏析两大部分,以科学的论证,丰富翔实的资料,优美的文字去探谜、解析,以崭新的面貌奉献在读者面前,脉络清晰,独具特色。作者在《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探谜”中,提出了与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完全不同的观点。如:吴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著文竭力推倒古     

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时代性与战斗性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贯表现在先生伟大的全部文学遗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杂文这一特殊形式的写作上,那种精神,也更为鲜明突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战斗性。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南腔北调集),曾指出散文小品应在“挣扎和战斗”的基础上生存及发展。所以他本人的写作,即是以“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杂文,给“五四”以来新散文“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关于鲁迅杂文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一九三三年革命文艺的伟大理论家瞿秋白,在所编“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上,有过正确的阐明。瞿秋白就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原因和战斗使命,作出极卓越和全面的论断:     

田野考古学与夏代文化探索

195 9年徐旭生先生的豫西“夏墟”考古调查 ,揭开了以田野考古为主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40余年过去了 ,由徐旭生先生亲身参加与指导下开展的夏代文化探索工作 ,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作为对探索夏代文化有贡献的代表 ,徐旭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论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探讨象山先生的人生精神，并寻求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象山先生以“天爵”与“人爵”来群分人生价值的大小；以是否“堂堂做个人”来区分人生理想的有无；以能否徽“大人”来判别人生境界的高低。这一较独特的人生精神，发而为象山先生个性鲜明的人生践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象山先生倡导的这种人生精神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