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老人亦是关心自己

关于＂重阳＂二字的来历可追溯至《易经》,书中有云＂以阳爻为九＂,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为＂重九＂,亦称＂重阳＂。有关重阳节的起源说法不一,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在《远游》这首诗中有云：＂集重阳入帝宫兮＂,但有学者指出此诗中的＂重阳＂指代天宫并非是指重阳节。     

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本质,是日美不平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入21世纪,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美国"重返亚洲",阻碍了本来是亚洲国家的日本"重返亚洲"。钓鱼岛问题是1971年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之际在中日之间埋下的"地雷"。复交40年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中日两国需要以和平方式"共同排雷"。"双管齐下"模式是推动中日解决矛盾、进一步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有效做法。     

试论抒真情方式对后世社会的辐射——以巴金作品为研究视角

＂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抒真情＂方式最显著的体现。巴金崇尚高尔基小说中的＂丹柯之心＂,巴金早年在《旅途随笔》中就表示要做一块木柴,愿将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朴素美是真情文字的体现。巴金的作品折射着他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畅销于当下社会。巴金的＂真情＂洋溢在他的友情、爱情、亲情之中。《致青年作家》巴金用真情指引着文学大业。巴金的＂真情＂感召了天下人,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文学巨匠叶圣陶称赞巴金＂识与不识众口传＂,曹禺讴歌巴金＂文章见真情,巴金是我师＂。巴金的＂真情＂人品与文品的光辉,与太空中＂巴金星＂交相辉映,光耀人间,光耀千古。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以“疵”为美 以“癖”为美——《陶庵梦忆》奇人小议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围绕＂真气＂和＂深情＂,刻画了一批以＂疵＂为美、以＂癖＂为美的奇人。张岱对＂疵＂、＂癖＂的欣赏,既反映出他对魏晋风度的仰慕,对明代中后期张扬个性思潮的追随,也体现了他的名士情怀和遗民心态。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齐己诗“郑谷神”、“洪崖”、“鲁鼎”辨

齐己诗《寄西山郑谷神》,＂郑谷神＂不是＂郑谷的神位＂,当指＂姓郑的一名道士＂。《谢橘洲人寄橘》的＂洪崖遣后名何远＂＂,洪崖＂非指＂仙人＂,当指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市,句用张九龄咏橘典。《酬尚颜上人》＂鲁鼎寂寥休辨口＂,非指＂唐室衰微＂,当用道安辩鼎典。     

论唐人“格律诗”组成之元素

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用＂律切则骨格不存＂来象征＂沈宋＂时期＂律诗之＂不成熟及未定型格。元稹认为＂律诗＂不单是＂声律美＂,到了杜甫手中＂律诗＂涵意全面成熟,简言之是＂文质＂两存。以此范畴──文（形式美）及质（内容美）来阐释唐诗的艺术特质,尝试上追溯魏晋,下至盛唐,借着诗人的诗论、作品去论述唐人＂格律诗＂所组成之元素及其源出之处。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主流,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追求、行为方式和人格塑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主张＂顺应天常＂,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寡欲节用＂,强调＂取有度用有节＂。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符的,是实现自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对当今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一学说启示我们,在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增强责任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增强危机感,实现资源持续利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