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中古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

应制诗的装饰美学效果通过"添饰"和"秩序感"来实现.色彩、空间词本身具有装饰性和图案效果,添饰主体后突出和映衬了主体的特征;本身不具备图案性的名词、数量词添加到主体名词前,很好地衬托了主体,起到极佳的装饰效果.装饰美和秩序感有紧密的联系,"秩序"是营造装饰美的重要手段.应制诗人通过对诗歌结构的精心安排、时间和空间的合理配置及诗歌内在感情的逐层递进,形成充满节奏的秩序感,召唤读者对秩序感的本能审美需要,形成富有装饰意味的心理构图.     

诗家之射雕手——宋之问的应制诗

宋之问是武后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应制诗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意境开阔,而且典雅赡丽、构思精巧、气象恢宏。本文通过对宋之问应制诗的分析来表现他的诗艺水平和诗学贡献,并在人格上给予重新定位。     

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

唐代河洛地区诗人众多,诗人群体构成复杂,诗歌创作内容异彩纷呈。应制诗人群体出现较早,它以君王为中心,在群体的形成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自觉性。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包括政事应制、宴饮应制、游赏应制、礼拜应制、送别应制等内容。河洛应制诗折射了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历史兴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成熟,它是唐代河洛地区人文风流的真实镜像,掀起了河洛诗人群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试论苏颋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颋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颋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说献疑——与木斋先生、宋娟女士商榷

木斋先生、宋娟女士以秦嘉五言《赠妇诗》与其夫妇四封书信比照、考察秦嘉所在的东汉时期政治氛围和诗坛状况,提出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观点与传统迥异,若这一立论成立,这几首五言诗的文学史地位也将改变,但命题的论证疑点颇多。     

略论谢灵运与诗的律化

处于刘宋“诗运转关”时期的谢灵运,除了在诗歌内容上开创了山水诗一派,还在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文体革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术活动以及诗歌创作分别在声律、对偶、名句锤炼方面对诗歌的律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沈璟对昆曲曲体的律化

魏良辅虽对昆山腔作了改革,但没有对昆曲曲调的格律作出具体的规范。沈璟则对昆曲的曲体提出了具体的规范,不仅对曲调的四声及用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且编撰韵谱与曲调格律谱,为昆曲作家填词作曲提供规范与借鉴,使得昆曲的曲体得以律化。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宋代建筑诗与宋世风俗论——以苏轼咏亭诗为中心

建筑诗指以建筑艺术为题材和媒介的诗歌，是宋诗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诗歌领域，可分为皇家官府、寺庙殿堂、宅居陵墓及园林建筑等类别，而又以园林建筑诗最为兴盛。亭作为一种融通自然与心灵的建筑空间，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心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宋代建筑诗包含了士林风尚和民间习俗等诸多层面。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历史小说化史为诗的艺术途径

本文认为 ,化史为诗是历史小说创作应追求的一种高层次的美学境界 ,进而提出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 :一是以现实时代精神激活历史 ;二是抉发历史生活的内在精神 ;三是将历史生活素材转化成生动可感、饱含诗情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