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七古体制特点述论——兼及鲍照七古的体式意义

鲍照七古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堪称举足轻重。其体制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以杂言为主,纯七言为辅,近七言和骚体较少;多短篇之什;转韵七古中,四句节最多,二句节次之,也有少数三句节等;联锦特征虽不显著,但也偶有分布;转韵和一韵的数量大抵相当,首句多入韵,以隔句押韵为主,句句押韵仍有传承,转韵诗各节平、仄交替用韵的特征尚不明显;有一定数量的奇数句;隔句押韵诗中,上句末字用声已颇为留心;对仗数量远逊于五古,有三言对、五言对、七言对等;平仄,主要是诗句的入律情况则互有高低。其体式贡献在于:奠定了杂言七古参差不齐、变化纵横的句式典范;开创了七古诗喜用"君不见"句式的风气;确立了隔句押韵在七言诗中的主流地位。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韵律和意象组合——李白诗歌形态论

明人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曾指出李白诗中存在着“长篇短韵”现象.频繁的转韵确是李诗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存在于五言诗中,更多见于七言及杂言诗.频繁的转韵不仅造成了诗歌节奏的跌宕起伏,且导致诗中意象的频繁更迭。其诗所以有开阖无常、峰回路转的美感效应,与此独特形态不无关系.本文想就韵律与意象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探讨其在共构李诗形态中的作用.五言诗与“短韵”传统诗歌中韵的使用,与诗歌的体制有关.虽说自有诗歌创作起,就有押韵的现象,但真正重视韵律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不能早于汉魏六朝。目前大都承认七言句的“柏梁体”用连韵,是七言诗歌中讲究用韵的范本,而五言古诗用韵的范本实例,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唐宋江韵诗研究

诗韵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在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全宋诗》所收诗歌韵脚进行全面标注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共收录53位诗人的81首江韵诗,308处押韵,涉及27个韵脚;《全宋诗》共收录267位诗人的625首江韵诗,2431处押韵,涉及68个有意义韵脚。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之关系、创作队伍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唐宋两代江韵诗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唐宋两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但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唐宋两代江韵诗的用韵、创作等特点,对元明清三代江韵诗的用韵、创作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宫体诗对七言诗的影响

宫体诗人在参与五言诗律化的基础上，通过大量七言诗的创作，对七言诗的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改造：促使七言古诗形制定型，确立了隔句用韵、起句入韵、自由换韵、平仄韵错用的体制，为初唐诗人所沿用；创作出基本合律的七绝，后期的宫体七绝已基本符合平仄交错、对立、相粘的规则；并创作出接近后代律诗要求的七言八句作品，是七律的雏形。宫体七言诗为初唐七言各体诗歌的成熟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四言一法

《诗式》引黄叔度《看王仪同拜》:"春花舒汉绶,秋蝉集赵冠。浮云生羽盖,明月上银鞍。"二联句式相同,即许彦周所谓"四言一法"也。叔度为陈隋之间诗人,当时律诗之平仄、对仗尚未定型,更无论二联间句式之讲求变化,如阴铿:"潮去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四     

由“沈宋”看宫廷诗人与初唐佛教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初唐诗坛上著名的宫廷诗人。“沈宋”的佛理诗,是初唐佛教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宫廷诗人的普遍人格特征决定含有佛教义理的宫廷应制诗,仍难脱离点缀升平、歌功颂圣的富贵相。人生际遇的改变,促使“沈宋”对佛道有了真正的感悟,诗作也显出了一些骨鲠之气,但这些诗作是遭受打击后从佛道中自求精神慰藉的产物,当命运再次转折时,他们会很快恢复宫廷诗人的角色。本文探讨了以“沈宋”为代表的初唐宫廷诗人与佛教的关系。     

试论苏颋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颋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颋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

明冯惟讷辑<古诗纪>、近人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在此基础上,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这些古歌在先秦或汉代典籍中出现之时,就带有"歌曰"等文体标记,区别于谣、谚、诗,说明当时人已有明确的文体区分意识.这些歌与历史人物和故事同在典籍,具有具体的叙事内涵.歌与音乐关系密切.歌的语体由简单到丰富,二言、三言、四言、七言、骚体等句式都有,韵式也不单一,句句韵、隔句韵、换韵、富韵等方式都有.一切都不如后世规范,正说明诗歌文体初发生的样态.东汉赵煜所撰<吴越春秋>中有三首七言歌,其整饬的七言句式和句句用韵、一韵到底的韵式,早于曹丕<燕歌行>,是七言诗史上的重要文献.     

论五言律诗对偶形式的形成

五言诗发展到南朝的齐、梁、陈与北朝的魏、齐、周六朝(以下简称“南北六朝”)时,已呈现出全面的格律化倾向。篇制五言八句式的兴起,声律“粘式”的逐步形成,都是这种格律化倾向的主要标志。与此同时,依据五言八句式为篇制基础,五言诗的对偶位置也表现出趋于稳定的倾向,并逐渐凝定为一定的模式。据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统计,南北六朝的五言八句式诗共有993首。我对这近千首诗的对偶位置逐一进行了考察,现将其对偶的联数及其所处的位置综合类比。列一简表如下: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

七言律诗,自萌芽至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我国古代占正统地位的诗歌体裁最早是四言.从西周到春秋,诗歌都以四言为主.《诗三百》是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成就的最高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四言诗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正统诗体的位置逐渐为五言诗所代替.五言诗虽只比四言诗多一字,但在音节和词汇的组合上都较四言诗有更大的伸缩余地和表现力,它的出现是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五言诗兴起于汉代.汉乐府民歌和东汉文人五言创作都反映了它的成就.建安至晋,五言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扩大,描写手法更加细腻圆熟,齐梁时声律学的发展又促进五言向格律方面演进,从此五言作为文人抒情言志     

“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的研发过程和学术价值

"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首次实现对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他体式的韵文进行大批量的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声病情况,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可对五七言近体诗的句、联、篇的声律格式进行标注、分析和统计。与国内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工具性软件相比,运行速度更快,标注更准确、直观,导出数据更方便。而且,解决了四声和平仄标注中多音字的难题,还在诗歌声律分析系统中增加了诗歌文本校勘这一独特功能,解决了因文本讹错而导致诗律分析和统计不准确的问题。     

怎样写格律诗(上)

齐梁时代,音韵学家发现了"四声",作诗开始讲究平仄。到了唐代,正式形成了一种以讲究平仄和对仗为特点的格律诗,这就是所谓的"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或"古风";唐以后的诗,尽管是五言、七言的四句或八句,如果不合格律,仍然只能称古体诗或杂诗。格律诗有这样一些特点:①每首四联八句。五字一     

透过诗歌解读曹植人格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因此,后世对曹植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跳过曹植诗歌来分析他的艺术人格。因此,本文就从这一视野切入。     

试论制约古代诗体生成演变的诸种因素

从二言诗到三言诗,再到四言诗,实质是每句诗节拍的发展变化,是由一节拍到二节拍。二言诗到四言诗时代,诗歌和音乐还没有分家,诗是用于演唱,因此,音乐的节拍就成为制约诗体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遵循的是整拍律。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每句或是两拍半,或是三拍半,遵循的是半拍律,诗歌已经和音乐脱离。中国古代诗歌格律化以后,各种新体诗以及词都受阴阳学说的制约,形成每句的字数和全诗行数奇偶互补的体制,既富于变化,又有较大的稳定性。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