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大众文化",方法论的"文化理论",在场的"文化批评"

一、大众文化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有过所谓"文化热"之类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申明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迅速勃兴,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为清晰的"变更线".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正与这一大众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从"断裂说"到"抹平论"——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路解读

19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及批评开始了全面的反思,对深受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的文学史叙事进行反思和解构即是一种影响颇大的思路.但这种批评在解构了80年代文学史叙事"断裂说"的同时,自己却走向了文学史叙事的"抹平论",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欧盟"多功能农业"探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功能农业”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欧共体/欧盟在“多功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积极支持、广泛推广这一新型的农业模式。本文在说明“多功能农业”的提出过程、内涵、具体措施的基础上,分析欧共体/欧盟提出“多功能农业”的原因。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农产品"卖难"问题透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三次农产品"卖难"都是因价格回升、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超过当时较低水平的有效需求而引起的,是一种低收入水平上的相对过剩.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次农产品"卖难",却是因农产品在总量过剩的基础上结构性矛盾加剧而引起的,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而出现的农产品"卖难".农产品"卖难"必然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关注.     

后殖民批评与"五四"话语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的后殖民理论受到中国学界的接纳和重视,进而运用于中国的批评实践,获得了一些有创意的新见.但也有某些后殖民批评在望文生义中完成了误操作,断言"五四"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是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结果,对"五四"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现象,只见其失,不见其得.这将导致对中国近现代文论、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对于这种批评倾向应努力予以澄清.     

"金砖四国"三次产业结构发展态势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砖四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对"金砖四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四国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三次产业发展并不均衡,产业结构都面临调整和优化,而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试论落后国家的"双跨越"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第一种跨越.面对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趋势,在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论断.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可以称之为第二种跨越.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社会制度可以跨越,现在又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实现跨越,这就把跨越问题讲全了."双跨越"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成功的必由之路.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诗人神话的诞生——以《不死的海子》为个案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海子尤其是海子之死的谈论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症候。本文以回忆文集《不死的海子》为个案,借鉴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重点探讨这一"神话"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以及其中折射出的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叙事的诸多面向。在海子不断被建构的面孔背后,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理想的挫败和自我的边缘化,重新寻找理想主义图腾,借此维系自我想象的历史诉求,而支撑这一诉求的也只能是彷徨的坚守与绝望的抗争。     

杨红樱现象之我见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儿童文学新生代作家,杨红樱以其骄人的战绩赢得了儿童文学界的注目。自身作品定位的准确,成功的宣传和推广,童书市场的日渐繁荣,共同成就了杨红樱以及“杨红樱现象”。尽管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杨红樱现象”给发展较为滞后的童年文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从文本、读者定位、市场运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受"重写文学史"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批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这些学者致力于建设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拓展新的阐释空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论题旨在通过对当代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体面貌。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本"问题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几年间,学界对“民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流变、民本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变、当代中共的民本思想和有关研究状况的梳理等几个方面。这一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还拓展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民营经济、近现代新闻史和唐诗研究之中,孟子、黄宗羲、孙中山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受到较多关注的人物,各种“新民本主义“是引人注目的新说法之一。这段时期“民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存在重复性研究较多、对近代状况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不够、基本资料整理滞后、基本概念混用,以及学风欠佳等问题。学界当在注意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能从学风上有所反思。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