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僧肇的"物不迁论"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僧肇的"物不迁论"从大乘佛教的立场探讨了哲学上的动静关系,为魏晋时期玄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一个思考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推动了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的发展.同时,僧肇借助于汉语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为印度学说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表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能够为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再造辉煌"的条件.     

试论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

<正> 僧肇为什么能接受老庄思想去发展佛教呢?首先是因为僧肇在少年时就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六《僧肇传》记载,僧肇少年时即通经史,尤喜老庄。由于他“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关于《涅槃无名论》作者问题的讨论——《涅槃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

<正> 《涅槃无名论》是《肇论》中的一篇,《肇论》则是我国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大师僧肇的论文集(后人编辑而成),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本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44年出版),于其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涅槃无名论》不是僧肇的作品。以后,石峻教授撰《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载194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1期),补充了汤用彤先生的看法。观其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

僧肇从宗教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这一论点集中表现在他的《物不迁论》中。僧肇还不承认一切事物的物质性,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既然虚幻不实,人们即不应当对这一虚幻不实的世界有所取有所舍,应当放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教人以全力追求佛教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的《不真空论》的主要思想。但是僧肇不同于当时一般拙劣的唯心主义流派,如小乘佛教那样,采取硬不承认外界的办法,他采取了比较隐蔽的办法:他先说世界的多种现象是“有”的,然后进一步分析这些多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SSCI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论佛教与国学的融通

佛教与国学融通的过程,既可以说是佛教的中国化,也可以说是国学的丰满化。中国人之所以引进并接受佛教,取决于精英、大众、上层三方面的精神需求。道安、僧肇、法藏、慧能等僧人对于佛教教理的诠释,经历了一个由接受理解到创造性发挥的过程。被禅宗纳入内在超越路向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精神安顿方式。中国佛教构成国学发展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     

关于东晋时期的中观般若美学

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理论在中国达到高峰。中观般若在印度佛学里,代表一种特殊的直觉智慧,其思想体系和价值结构都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东晋时期,中观般若美学思想经鸠摩罗什、僧睿、僧肇等绍介、阐释,系统传入中国,并内在地实现了由佛学、哲学意蕴向美学意蕴的转化,在理论的内涵及构成上也完成了中国化美学理论模型的构建。     

僧肇"空"论解义

僧肇的<不真空论>论述的是"空"这一本体论问题.关于"空"的涵义,僧肇的原义是"不真,故空".这个"空"并不是作为抽象概念的死的规定,而是存在着的事物的一种活的本质、本性,它是"有"和"无"的有机统一.这个"空"体现、展现在人生解脱问题上就是对"死"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透悟;而要真正理解"死",就要契悟于时间的"现在"这一瞬间点中,即在瞬间永恒化.总之,僧肇的"空"论在哲学本体论和人生论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无情有性”与“无情说法”: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佛学依据

印度佛教属于都市(含近郊)佛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渐渐地远离都市,走上了山林化的道路,山林佛教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面对中国佛教的这样一种态势,中国的佛教思想家湛然和惠忠分别提出"无情有性"论和"无情说法"论,为"山林佛教"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为佛教山林化提供了佛学依据。有"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以为理论支持和舆论背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得以不断推进,最终导致了中国山林的佛教化。山林佛教化乃是中国山林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