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交叉事权的委托-代理模型

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交叉事权的划分,在考虑委托、代理双方对自然状态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下,引入概率约束条件代替参与约束,模型更符合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     

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与改革思路

从事权、财权的含义入手,着力分析影响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的因素,在分析不同国家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的模式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当前财政管理体制和事权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争论与建构--政府行动范围的界定

政府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运作体系 ,但驱使其正常运作的基本因素是相同的 :对成本—收益的重视 ;受利益的驱动。对政府权能进行经济分析 ,可以很好地界定政府在何层面上、何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仅要求整个体制的适当配置 ,而且要求政府对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效率给以重视     

论地方政府事权下放的理论依据及现实动因

当前各地政府推进的管理事权下放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动因。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分权理论、地方治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重塑政府理论。而地方人口及经济规模的增大,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则是推动地方政府下放管理事权的现实动因。     

论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界定

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公开范凰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魏例外”原则;依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利益均衡原则。依据上述原则遥一分析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范围和排除范围,重点界定行政许可领域中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限制其他排除事项的知情权、促进依法行政的行政许可信息公开目的。     

中央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定投资份额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措施。     

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化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间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的划分为中心的矛盾关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才能确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的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论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范围

财政投资在实现政府职能、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资范围问题及现状的分析,结合经济学理论指出其界定的科学理论基础,探索我国财政投资的范围,为政府投资行为给出科学依据。     

贿赂范围界定的再界定

关于贿赂范围,目前学界存在着"财产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观点。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解释为可以用确定的金钱计算的利益不仅符合贿赂的本质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满足了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要求,应该为我国刑法采纳。     

中央—地方政府预算制度与通胀研究

文章对房价飞涨、“流动性过剩”但CPI低行这种看似违背直觉的现象从中央、地方政府预算制度设计的角度进行阐释.在中央政府被动印钞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融资方式的偏好越强烈,通胀率越高,控制“流动性过剩”影响后的实证结果支持该命题.而在中央政府非被动印钞的体制下,若地方政府赤字不变,地方政府拥有的债券存量越大,通胀率越低;若赤字变大,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受约束,则通胀率上升.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研究

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忽视政策宣传，导致政策对象的消极参与；注重本位利益，影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喜欢相互攀比，政策执行存在盲目的仿效性；法制意识不强，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加强政策认知，引导政策对象积极参与；规范执行程序，明确政策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认真运筹谋划，提高政策执行计划的质量水平；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监控。     

我国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与事权划分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是我国今后财政改革的基本方向 ,但要顺利实现目标必须首先重新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合理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关系。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是一个连续区间且无固定边界 ,故政府职能的界定必须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依据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 ;而政府间事权的划分 ,则必须也有必要从分析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和公共品提供效率入手 ,并按国际惯例对此规范化与法制化。     

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

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完全没有财政收支自主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要是派遣御史台官员、监察使臣、以他官摄御史出巡进行事后监督。由于财政监督的法制依据比较健全,地方官员的财政违法行为较为少见。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监督陷于瘫痪。其后唐朝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依据、监督执行主体、监督范围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研究

将"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对于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与博弈,实现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阐述"治理"理论内涵,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实质。概述我国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概况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失灵产生的弊端。进一步从国家土地管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构建二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矛盾的博弈模型,分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导致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失灵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统一规划公共治理目标、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财政体制改革、监督与惩罚机制建设等五方面,提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博弈治理的对策建议。     

论中央调控下的地方政府间合作

改革开放前,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阻隔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央通过专项政策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维护地方政府间合作秩序,并通过人事变动为地方政府间合作创造条件.但是中央通过政策、法规、人事调整等方式调控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不足.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利用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双重驱动,加强中央仲裁地方政府间争议的能力,避免频繁的人事变动是地方政府间合作持续、稳定的有效途径.     

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关系是研究政府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这里拟运用博弈论的部分原理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建构,进而探讨协调中央政府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间博弈关系的主要对策,指出中央政府要作好宏观调控的定位;规范政府执政行为;加强监督加强政府官员的思想素质培训;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争取利益“双赢”。     

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问题的研究

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合理划分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出现较多问题,通过搞清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划分的基本问题,明确我国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最终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协调发展.     

公共事业管理范围的界定

指出开展公共事业管理领域的研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 ,对公共事业管理范围的界定是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界定公共事业管理范围的原则与依据入手 ,详细划分了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活动中公共事业管理的范围。强调随着研究的深入 ,公共事业管理范围的轮廓将会日渐清晰。     

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界定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