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六月卅日,广东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就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上限)。至于到什么时间结束(下限)则看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上限),到1919年结束(下限)。从1919年到现在是现代哲学史。其理由是:断代期限反映历史行程的飞跃,是渐进线中断的标志。毛泽东同志     

试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发展阶段

<正> 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首先碰到了分期与阶段划分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索,以供讨论。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起迄时间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因此,关于分期的上限问题,已不需要讨论。但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下限问题,有的划到辛亥革命,有的划到五四运动,存在意见分歧。     

试探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态和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大抵经过三个阶段:开始人们认为中国近代没有象样的哲学家,因此,中国近代没有成体系的哲学,这种意见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接着,有人认为中国近代也有哲学,不过其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九八○年前后,有同志经过深入研究后,不仅指出中国近代有成体系的哲学,而且,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进化唯物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这个命题,是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新飞跃。但这个问题要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尚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进行具体的、充分的论证。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讨论会用了较多时间讨论这个课题。在讨论中肖万源、曾乐山、杨宪邦等同志,先后论证了进化唯物论。会后,肖万源和曾乐山同志进一步把他们的意见整理成文,今天我们发表在这里。肖万源同志不但根据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形态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而且概括了进化唯物论的特点;曾乐山同志既具体论证了进化唯物论,又辩驳了一些流行性的误解。这两篇文章是几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的发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论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

目前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性质和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所谓中国近代哲学沿用习惯说法,是指1840—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哲学,而且本文只对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问题谈一些看法。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论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

论需要范畴在哲学中的确立赵科天在中国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周易》中有了需要这个意思后，①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长达３０００年之久。在西方古近代哲学史上，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需要概念之后，人们对其认识和探讨的历史也有２５００多年。纵观中西方古近代...     

经学研究的可贵成果

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透过对廖平经学的剖析,揭示经学在中国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是廖平研究,也是近代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黄开国同志致力于此,孜孜矻矻,积十年不懈的研究,先后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于研究》和《孔孟学报》(台)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最近推出了代表目前海内外廖平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专著——《廖平评传》。     

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 ,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 ,阐明它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特别要突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哲学的意义。就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而言 ,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原教旨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 ,利用西方哲学的某些资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 ,在使用西方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哲学时仍要谨慎 ,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正因为如此 ,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是未来中国哲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内在批判和释义学阐发则是新的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塑造——读《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

最近的十多年是李维武教授哲学史研究的多产时期,其间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何萍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专著问世,撰写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学术月刊》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探索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破、哲学史研究风格的形成,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这部52万字的著作于200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则可看成是他在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造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以后，他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也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靓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廷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论文，却没有写一部系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代哲学史”。如果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著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他没有写过一篇直接论述宋明理学的文章。他的近代哲学文章的一个共同…     

承前启后的中国近代哲学

中国近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于八月中旬在北京召开。 会议就中国近代哲学的性质、形态分期、历史地位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近代:传统和当代的交接点——陈卫平教授访谈

陈教授 ,你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近代哲学史 ,能否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走进这一研究领域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 ,走进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领域是被迫的。 1 973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来到华东师范大学 (当时称作上海师范大学 ,由“文革”前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而成 )政教系学习。那时的口号是“上大学 ,管大学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而且为了防止进了大学“一年土 ,二年洋 ,三年不认爹和娘” ,常年在工厂、农村“开门办学” ,很少在课堂里上…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丁宝兰教授谈近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春节期间,笔者怀着尊敬的心情拜访了丁宝兰教授。丁教授热情地接待了笔者,并以近代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中心话题,谦虚地谈了他教学和科研的情况。丁宝兰教授,广州市人。1917年2月6日出生。1942年取得中山大学教育哲学硕士学位。历任中山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丁宝兰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已有四十五个年头。他先后担任过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欧洲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现任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     

洪秀全拜上帝教哲学新论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哲学,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这一宗教哲学存在的时间虽不太长,然而它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特殊现象,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它作为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基础,作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     

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恩格斯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这个总结特别是针对了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较完整地表述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揭示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但这个概括带着近代欧洲哲学史的特殊性,和三千年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有着重大的差异.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我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重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讲古代哲学史;中卷讲中古哲学史;下卷讲近代哲学史.但胡适仅仅写出了上卷,中下二卷来能问世。其上卷是作者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土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全书十余万字。1918年8月由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一出: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欢迎,不到两个月又再版一次,但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这部著作虽然用现在的观点和学术水平来看,很是浅薄,没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多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水平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划时代的著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却将其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实事求是的研究评价这部著作,对于寻求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仍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做的更真实的工作是如何去寻求、建构、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找到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此,无论是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还是要实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要有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主体自觉,更要有对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自觉,而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必然要求一种心灵的修养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