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5年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的历史考察

1976年湖北省走在全国前列拉开了扶贫开发工作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那些通过普惠式经济体制改革仍难以摆脱贫困面貌的落后地区或群体,湖北省实施了扶持贫下中农困难户政策、扶持贫困优抚对象政策以及扶持革命老区与贫困山区政策等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使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不懈努力,当前已经进入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面脱贫的决胜阶段。回顾梳理并总结1978—1985年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实践,可以为新时期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以及"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2003年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0.8％。农村低收入人口294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4709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55.3％。 一、绝对贫困发生率8.9％。2003年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上年略有增加,贫困发生率反弹0.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5.8个百分点。 2003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35.4万人,西部地区减少24.7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问题与对策研究

按照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战略部署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要求,武陵山片区被率先确立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试点。本文基于贫困及扶贫相关理论,以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片区扶贫开发历程及其政策实施,并就其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进行较为深入探讨,藉此对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提出具有一定可操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国家其他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提供借鉴。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历程及前瞻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广义扶贫阶段、制度变革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扶贫到户模式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扶贫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在回顾和总结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农民素质偏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提出今后的扶贫模式应逐步由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重点与核心的方向过渡,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培训投资使农民依靠农业现代化增收致富、提高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通过健康投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通过迁移投资完善交通设施、改进就业信息渠道,降级劳动力流动成本。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精准扶贫》专题主持人语

<正>目前,精准扶贫已经成为脱贫攻坚阶段一项重要的国家扶贫开发战略。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迫在眉睫。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的召开和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颁布为"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扶贫开发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纵观当前我国贫困的基本状况,截止2014年底,按照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仍有     

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基于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各类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各类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农村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农业科技三项支出的扶贫效果显著,专项扶贫基金只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包容性增长视阚下的精准扶贫开发

贫困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且须长期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了针对性较强的扶贫脱困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遗憾的是学术界关于扶贫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且广,因此,扶贫不只是要减轻经济方面的贫困,还包括环境以及个人方面的贫困。对现行扶贫工作中所采用的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的比较研究表明:必须给予与精准扶贫开发有极大相关性的包容性增长以高度重视,因为精准扶贫开发的关键在于使扶贫对象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和应对贫困的反应能力,而包容性增长视阚下的精准扶贫开发则强调了必须为扶贫对象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及广泛而精准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贫困人口及地区社会的全面发展。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 21 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变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