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禅宗伦理的特征初探

禅宗伦理是禅宗教义与实践中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规范。唐宋时期,伴随着禅宗的创立与兴盛,其伦理思想在继承印度佛教伦理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其特征体现在兼容性、入世性、内向性与创造性几个方面。     

休闲美学的禅宗思想基础

从“歇心”、“无事贵人”、“立处皆真”三个基本范畴可看出,禅宗体系具有丰富、透彻的休闲美学思想。在中国传统休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禅宗休闲美学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醇化了僧人群体对闲适安居精神的追求,提升了文人士大夫的山林回归境界,同时又融通了僧与俗、世间与出世间的二元对立,唯以“歇心见性”为最终标准。现代休闲美学研究正处于上升势态,但其学科理论之建构显然远未完成。以禅宗的基本理论视野为参照,不但可反思现代休闲美学之不足,更可从中汲取必要的理论养料。     

俗文化观照下的禅宗语言

禅宗把俗世生活的所有场景都纳入了自己的体悟范畴,从而使其语言风格充满了俗文化的特征和韵味。正是通过这样的语言风格,禅宗使众生在俗世生活的种种迷相中顿悟佛法,获得解脱之道。这种语言风格是禅宗普度众生的一个玄妙法门。     

贵州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禅学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赤松和尚是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史上一位著名禅师 ,他一生寻师访道 ,参禅见性 ,是临济禅宗佛教正宗第三十三代传人。他作为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第一代开山 ,创办禅宗道场 ,培养佛门弟子 ,法流蕃衍 ,遍于黔中 ,饮誉西南。其禅学特征是 ,在宇宙观上 ,以“真如缘起”的佛性论为基础 ;在认识方法论上 ,既以棒喝齐施为宗风 ,又假借语言文字以方便说法 ;在佛教内部倡导禅净合一 ,在佛教外部主张佛、儒、道三教融合 ,在禅学思想上反映出鲜明的调合色彩。     

禅宗般若观及其与审美的关系

般若观即佛教禅宗的成佛观、世界观、哲学观.本文从梵(佛)我同一、心物同一的一元论,对世界万物作整体观照,非理性的直觉体验三方面论述了禅宗般若观的主要特点;阐明审美与禅宗般若观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有相通之处,但审美中的灵感(顿悟)是以主体的生活积累、审美实践、审美经验、文化修养乃至理性思考为基础,而禅宗的顿悟是神秘的、唯心的、非理性的.     

禅宗--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化选择

禅宗认为"即心即佛"和"无情有性",即佛性遍布于一切,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它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既有契合点,又有极大的不同.禅宗对人生、世界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决定了它所显示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取向,也决定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化选择.     

禅宗语言观初探

一在二十世纪的禅宗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创立了语言学派。他们把禅宗语言当作珍贵的活化石,把汗牛充栋的禅宗典籍视为一座语言宝库。这种禅宗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因为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所以中国的禅宗学者可谓天生丽质,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本土优势,对禅宗语言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硕果累累,为禅学的兴盛,为东学西渐作出了贡献。禅宗研究的语言学派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法国思想大师萨特指出:“语言不是附加在为他的存在上的现象:它原本就是为他的存在,就是…     

佛教现代化与禅宗当下困境刍议

从时下热议的佛教现代性的角度反观禅宗,禅宗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存在矛盾在于:当下说理教育与不可说的矛盾;逻辑与觉悟的矛盾;大脑与心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佛教现代化面临的一些挑战。     

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不断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的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直至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佛教禅宗顿门派传入时,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虽然在“顿渐之诤”中摩诃衍失败,但汉地禅宗教法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高丽僧人释真静与“虎溪三笑”典故

释真静生活在高丽中后期武臣乱政的年代。他通过与中国僧人和法门之间的交流,及受因苏轼热引发的北宋文化的涌入的影响,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并由此参与创建韩国高丽万德山白莲社,阐明儒、释、道本是一家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释真静为人处世的态度近于陶渊明的任真旷达;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则近于陶渊明诗歌的自然平淡,为当时华靡的文坛注入了一种新鲜风气。     

儒道文化撕裂的灵魂——论屈原的信仰及其悲剧的发生

屈原卓尔不群的性格,浪漫奇谲的文学作品和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性结局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道家文化赋予了屈原韧性和刚毅,儒家文化则赋予了他信心和力量。这两种文化顽强地附着在屈原的身上,撕扯着他的灵魂,他在积极入世走向消极出世之间徘徊,最终用沉江的方式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挽歌。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这种以儒为本,兼融道、释、玄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它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