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收有《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一通,著录为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正书,碑阴刻蒙古文,今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正殿壁中,云云。后有题跋。原碑碑文颇有夺误,新志所收复多讹舛。亦见蔡美彪教授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按所谓碑阴所刻蒙古文即《云南王藏经碑》,过去未见汉译,或以为即圣旨碑所从译出的蒙古字原文,实误。据已故方国瑜教授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八《元时期文物》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

一《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之发现甘肃酒泉旧城东门洞内两壁各嵌刻有文字之石柱一枚,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张维《陇右金石录》云:“酒泉东门有方石柱,高七、八尺,广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左右各一,或为筑城纪事之石,抑或以他地碣石移作门柱,石文漫漶,不可摩拓,傥使习蒙文者就石辨证,必可得其究竟也”。其后,向达:《西征小记》又云:“酒泉东门门洞内两侧墙上各嵌石柱一枚,高约二公尺半,阔约半公尺,上俱鐫回鹘字,三十二年夏东归,始克细     

济宁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从齐鲁、运河、伊斯兰三种文化结合的角度研究了济宁伊斯兰教。重点探讨了济宁伊斯兰教的地位 ,伊斯兰教传入济宁的时间 ,济宁的清真东、西二大寺 ,山东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 ,东、西二大寺的几篇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汉文碑文 ,特别是常志美、李永寿二位之父辑著、参订的碑文《识认大略》 ,另外也对清末成书的《清真释疑补辑》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明太祖“御制至圣百字赞”异文现象初探

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至圣百字赞"是与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有关且流传较广的重要文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著录的版本有8种。由于传世方式多样,形成时代、存放地点、抄录者等不同,各版本间存在诸多异文现象。多数异文无歧义,但部分异文歧义较大。对此类异文现象的研究,有助于对文献内容的正确理解。笔者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百字赞文献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版本系统,即洪武八年(1375年)武昌起义街清真寺碑文系统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南京净觉寺碑文系统。净觉寺碑文传世最广,影响最大。但笔者认为,起义碑碑文系统当更接近百字赞原貌,净觉寺碑碑文系统当是对起义碑碑文的改写。     

明代军卫与回回人——以北直隶定州《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例

本文以明代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主要史料,分析了此次修寺参与者的军卫背景,分别来自定州卫和北直隶其他卫所。笔者认为这正是定州清真寺的特点,即具有强烈的军卫色彩。     

元代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藏历第5饶迥金虎年),萨迦(sa-skya,《元史》作萨斯迦)地方势力和元朝廷所派蒙古军队,攻破扰乱地方的止贡派(vbri-gung-pa,《元史》作必里公或迷儿军)政教势力的大本营,烧毁其根本道场止贡替寺(vbri-gung-thil,地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直孔地方),杀死僧人一万余名,成为元朝西藏地方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藏史称此次事件为“vbri-gung-gling-log”(止贡之变,或止贡寺之变)。     

北京法海寺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探析

文章以位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10铺壁画为重点研究对象,结合寺内现存之《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法海禅寺记》两通石碑碑文以及相关藏、汉文史料,着重分析了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同时对其风格渊源进行了探讨。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縻州、县、洞考(续)

（2）古万寨《舆地纪胜》卷106载,古万寨至絮州"四程"。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二》解释,"程无里,但晨发至夜,谓之一程"。人从早至晚步行一天,大约六七十里,一程就是六七十里之数。《舆地纪胜》说永平寨至邕州"十程",《元一统志》载二者相距700里,符合此数。万历《太平府志》卷1《沿革》载古万寨"治今左州",这或可取,因为《太平寰宇记》卷166说左州在邕州西"水路三百里",恰是"四程"的距离。疑宋古万寨治地即在靠于左江的驮卢。《永乐大典》卷8506宁字引《元一统志》载元初古万寨"领州二县三洞十二",其地望基本任今崇左县境…     

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730年碑考

(一) 白寿彝教授1936年在《禹贡》发表了《杭州出土伊斯兰教先贤墓碑拓片(一)(二)》。拓片(一)系伊斯兰教历707年墓碑铭(简称707年碑),白先生在附文中说“碑文不甚可解”。拓片(二)系伊斯兰教历730年墓碑铭(简称730年碑),马志祥先生的汉译文附其后。白文不长,转录如下,“近年杭州拆城,城下发现阿拉伯文及波斯文伊斯兰教先贤墓碑甚多,其总数至少当在百件以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近在杭州凤凰寺得其阿拉伯文碑拓片十四幅,其中有图案一,碑头一,碑文重复者一,实计共碑文十一幅。十一幅中有年月可循者仅两幅。此幅所记年月,系回历七○     

齐鲁大地伊斯兰教第一碑

济南清真南大寺现存有一块于明弘治乙卯年(1495年)立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这块弘治碑是济南伊斯兰教明代碑刻中仅存的珍品,是济南伊斯兰教第一碑。据可靠资料证明,明代碑刻在全国存留为数甚少,而济南的这块弘治碑,可能是全国伊斯兰教现存的第六块碑。据说全国原有三块元碑,其中一块已毁,现存留两块。第一块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杨受益撰。第二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郭嘉撰。第三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撰,已毁。明代碑刻现存留有:1.明永乐五年(…     

封页释读

青海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山土楼观他土楼观,俗称北山寺,又谓北禅寺,位于西宁古城北边之土楼山。土楼观因土楼山而得名,而土楼山因其上半部为红沙岩,历风雨剥蚀,形似土楼而得名。土楼山“峰高三百尺,崖立如浮屠状”。“崩崖壁立,百仞岩石,积层凹凸青红,远望如楼阁,所以名土楼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湟水又东,径土楼南,楼北依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楼下有神祠,凋墙故壁存焉。”清初苏铣《西镇志》曰:“北山在北门外五里,有崖形如佛,名永兴寺,湟中古寺第一。”据文献记载和北山寺现存文物遗址考证,土楼山成为宗教活…     

辽太宗皇后考

《辽史》卷七一《后妃.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与《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太宗萧皇后传》分别记载了辽太宗皇后的情况,虽所记多有不合,但以往学者多认为所记为同一人。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二书所记太宗皇后虽多有乖谬之处,然非为一人至为明显。辽太宗先后有两位皇后,二人均姓萧,又均为辽太宗之母述律太后之女至,故极易为人们所误解。     

时国考

时即与邿同,原为一国,后分为二地,系商汤之后,子姓,见《世本》。 时国于商初立国于时来,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四十里的的厘城。 甲骨文、金文皆无时字,但金文有邿、寺、持、特等字。最早的西周晚期青铜器《邿季故公簋》,又名《邿季敦》、《寺季敦》、《邿季故公敦》、《寺季故公(白厶殳)》,共有二器,铭文云:“寺人即邿季故公乍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寺国入春秋后称邿国。而周代邿国已在山东省济宁市东南,当系周公平定三监及武庚之乱后,把时国从荥阳转封于济宁,为伯爵,成为鲁之附庸,大概是鲁侯伯禽采用以夷攻夷的政策,把投降的商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糜州、县、洞考

（5）横山寨横山寨治今田东县西祥周。《太平寰宇记》卷166载四川在邕州“西北水路五百五十里”，《永乐大典》卷8506宁字引《重修建武志》载邕州西北至横山寨“七程”，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借记》载自邕州北部边界经功饶州、婪凤州至横山寨“四百里”（《粤西文载》卷36），《元一统志》说横山寨“东南至本路总管府五百二十里”。关于宋横山寨距邕州的里程，诸书所载相差无几，唯《舆地纪胜》卷106说“十程”，疑系笔误。宋邕州右江道属羁縻州，《太平寰宇记》卷166除思刚州（治今来宾县西迁江，后改迁江县）外有15州；《元丰九域志》卷10…     

“岛夷卉服”和古代海南黎族的纺织文化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但“岛夷”在何处,“卉服”为何物,盖因其文辞简约,语焉不详,后代学者的注解又不一致,故众说不一。综观历代的注解,大抵有五说:(一)、日本说。清胡渭《禹贡锥指》四海图注:“倭与东鳀即扬州所云岛夷卉服也,”东鳀“后汉谓大倭王国,即今日本。”(二)、浙江舟山(定海)说。《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记载:“昌国即《禹贡》岛夷”,元代昌国州即今定海;(三)、琉球、菲律宾群岛说。扬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岛夷“当以琉球、吕宋诸国当之。”(四)、台湾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一记载:“台湾,《禹贡》扬州之域。”(五)、海南岛说。宋苏过在《斜川集》中说:“苏子居岛夷……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宋哲宗时,苏过乃是随父苏轼谪居于海南的。     

拉萨两通碑文及七块摩崖刻铭考跋

1984年冬,在布达拉宫所座落的红山东侧断崖处,新发现了七块摩崖刻铭。①这七块摩崖刻铭与现立于龙王潭(鲁康)大门里东西两侧的康熙帝《御制平定西藏碑》、乾隆帝《御制十全记》碑较集中地记载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五次用兵的情况,而这五次用兵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正是清朝政府统治西藏地方逐步完善的过程。现就这两通碑文和七块摩崖刻铭稍作疏证,略述管见,乞教于方家。     

滇南大营村马廷辅两通乾隆碑记考证

滇南大营村回族名人辈出,马廷辅即其一。文章中记述了马廷辅撰写的《"昭垂千古"建寺碑》和《本村门役碑序》2篇碑文,介绍了碑况和碑记的主要内容,对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马廷辅四五十岁中举、是伊玛目和马明阳的女婿等看法提出了异议。     

略谈藏语的演变与发展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语言。但一发即逝的语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产生了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我国清代学者陈澧归纳得好:“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元代瑶族概说

元代,瑶族事迹已大量载于史籍中。其名除通作“瑶”外,尚有其它称谓: “莫瑶”。如《元史·余阙传》载:元统时,“会莫瑶蛮”反。按:莫瑶之名,由来最古,早在《梁书·张缵传》中已有文。 “山瑶”。如元人阳恪《平蛮记》载:黔中郡辰、澧二州蛮反,元当政者“起集山瑶、仡佬以为响导”(见《元文类》卷二七)。按:山瑶之名,宋已有之,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即有此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