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问题范式是支撑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导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常常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在研究。本文基于对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历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从社会认同角度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问题群体所能简单概括．需要细致、冷静地观察与追踪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摆脱结构化的问题范式,走向一种过程性的理解范式。本研究认为,群体资格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新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青年、文化与阶级: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文化维度

英国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青年亚文化,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流派。伴随着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在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强调这一群体的苦难、集体抗争与阶级的形成,"市民化"范式强调在城乡二元文化对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融入。这两种范式都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的文化生产。杀马特和庞麦郎这两个个案的出现彰显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突破既定范式的需要。借鉴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以一种"亚文化范式"切入新生代农民工考察具有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源及群体差异——以深圳市产业工人为例

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的研究发现,消极事件、子女教育、经济困难、人际疏离是该群体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其中,经济困难与人际疏离两个维度的压力相对突出。并且,生活压力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男性的子女教育压力小于女性;已婚群体的子女教育压力较大,经济困难压力较小;年龄越大的群体受人际疏离压力的影响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受消极事件与经济困难压力影响越小;个人租房的群体在经济困难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工作职位越高的群体经济困难压力越小,但受人际疏离压力的影响越大。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关注多维的生活压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切合需求的社会服务,有利于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难题。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的巨大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镇,却面临着重重困境。身份和情感的双重认同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走通市民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半城市化”是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我国的二元城乡结构长期没有改变,这一过程有长期延续甚至固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一群体内部对于自己半城市化状态的认知度、容忍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差别。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已经与农村社会和乡土文化疏离,他们更缺乏社会归属感,而对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更不能容忍。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是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信任缺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本质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城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的互动与认同,这种互动与认同以信任为基础。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由于当前社会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偏低,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困境。因此只有通过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信任、增进其组织信任、重构政治信任方能构建起积极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及主体意识、个人发展等层面社会心态状况的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相异的特点．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后义务阶段群体分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员开始出现举家随迁的流动模式,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也由此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在步入成年后,出现了内部较大差异的分化;但无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留驻城市或返乡就业、创业,都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现代劳动力。对916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完成其义务阶段教育后,能继续留驻流入地的人员超过了一半;完成义务阶段教育后去向不明的,多为社会特征水平偏低者;城市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家长特征水平上偏低。因此,应以国家宏观需求和个体微观分化的特征为立足点,对该群体后义务阶段的管理与教育作出思考。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同一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和道德同一性在当下已引起各学科各专家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认同和道德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学、伦理学的热点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动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及道德同一性培育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仍需努力拓展各种途径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引导并促其向市民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因其鲜明的"身份标签"与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受到党、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通过对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中制度、利益、权威认同普遍偏低。低收入、低待遇从根本上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严格的户籍制度局限与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政府行为失范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欠缺也对其政治认同具有深刻影响。为此,我们要切实做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利益,增强其利益认同;消除不合理制度,提高其制度认同感;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治权威认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能力,使其更好融入城市社会。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提高企业实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和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社群,他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工作合力和能量巨大。提升他们的素质与能力是科学发展的内容与任务,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改善、提高社会质量的重要标志。农民工素质的提升关乎着企业、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及水平;重视、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是制造业与社会发展之首务,它有助于提升人口质量、企业品质与企业竞争力,有利于达成包容性增长和全面实现小康。     

新生代农民工的友缘关系分析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中,友缘是一种涵盖范围广并具有特殊性的关系形态。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朋友”与“亲戚”放在一起并称为“亲友”,但这一概念在日后的演变中逐渐离析。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友缘（化）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友缘化关系”,“初级友缘关系”,“次级友缘关系”。不管何种类型,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友缘社会资本的变动。一方面．个体借助“友缘链”扩展社会资本,通过偶然机会结识朋友的比例很高。另一方面,不可抗的社会事件是造成友缘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     

家庭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运用Probit和IV Probit模型考察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存在负效应。从性别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受家庭结构影响的程度大于男性。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特征差异,配套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市场劳动,是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的着力点。     

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政策选择——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例

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需要合理的政策做前提条件,因为政策在打破社会阶层固化、抑制盲目流动、协调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行的户籍制度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各种不平等政策,对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造成严重制约。对此,要突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通过改革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保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进得来”、“干得爽”、“留得住”、“活得好”。     

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

在城市化过程中,青年农民工面临着身份危机。为了实现身份认同,青年农民工需要进行身份重塑,经由身份重塑实现身份认同是青年农民工个体获得明确身份地位的一次飞跃。除了实现身份认同,青年农民工还应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融入社会,获得社会认同。由身份认同到社会认同是青年农民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     

新生代青年农民工继续教育意愿

新生代青年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是新时期教育发展框架中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群体意愿影响到具体教育表达行为。以西安市调查样本统计,结果分析表明,新农工继续教育意愿受婚姻状况、教育层次、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教育认知度、企业支持度、继续教育学习模式等因素影响且作用效应显著。提高新农工群体继续教育意愿,促进其劳动力素质优化需要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三方协同用力。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在婚恋行为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包括初婚年龄上升、婚恋对象更广、婚恋途径更丰富等。择偶观方面,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会比较注重异性的长相,而女性则会更加注重异性的能力和收入。频繁的职业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负影响,而住房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影响。     

打工与工作的差异性叙事研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打工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经济目的,开阔眼界、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促进个人成长等构成其打工的多重动机,对打工和工作的意义认识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运用叙事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剖析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打工和工作的差异性叙事发现,其对打工、工作的叙述和理解与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相吻合,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关于劳动及其意义的契机。从打工向工作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劳动性质、货币收入的变化,同时意味着人格尊严、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观念、要求转型的积极主动性成为他们实现转型的重要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