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并不矛盾。首先,真正的自爱者关注的不是外在善,而是灵魂的理性部分。他把高尚当作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以朋友为实现自己高尚目的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利己主义动机论。这种思考有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的背景。其次,在"明智"(实践智慧)的意义上,好人之间的友爱是以朋友为另一个自我,这种友爱的内在属性是与好人"因为自身"的性质一致的,所以自爱到友爱的推己及人过程可以成立。其它类型的友爱因偶性地具有这种友爱的某些性质而成其为友爱,这种等级序列使友爱得以作为"一"而统一地遵从上面的过程模式。当然,这种简单的序列化处理也带来了一些现实可行性上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在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作为最完满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友爱使幸福更完满。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     

论完善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意义——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友爱论为中心

与儒家强调仁爱不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加重视友爱。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实际上是指完善的友爱,而非因有用或快乐而生的友爱。完善的友爱作为友爱的最高形式,不但有助于培养和完善个人的德性,而且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亚里斯多德之所以选择完善的友爱作为理想城邦的范式,是因为完善的友爱不仅涉及爱,还能体现公正,而公正的城邦是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相对于注重在纵向神人关系中厘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命运的中世纪哲学,以及具有明显意识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问题,并摆置于显著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友爱之思的具体领域和重心以及相应的友爱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问题都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与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时间、伦理和政治等议题错综交织。友爱问题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更源初、更深厚的层次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源始关联和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由此走向一种更富前景之现象学的实践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

友爱的概念在古代希腊人生活与观念中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的词典意义中 ,我们可能错失它的一些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主要包括 1 )爱与被爱的界分 ;2 )共同的生活 ;3)意愿性或本己性 ;4)主动的行动性。古代社会的友爱的主要的形式有家庭与部落成员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与性爱。在希腊古典时期 ,一方面在这些古老的友爱中生长出了情感的和德性的审美态度 ,以及朋友间的由此发生的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的友爱。这使得希腊古典时代的友爱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含义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

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理解现代社会团结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点。他认为,友爱为一切人所需要,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友爱有三种原因:善、有用和令人愉悦。友爱是相互的,友爱实现于友爱的活动中。在不同的政体中,友爱也不同。政治的友爱是对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之。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并不矛盾,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而且,关心自己与关心朋友都是要求生活服从理性的安排。     

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环境友爱型组织: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

伴随着"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时代"呼唤组织德性的凸显,友爱成为组织德性是环境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而环境友爱型组织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也是生态文明的主体之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充分发挥好组织的作用,又要创新和完善"文明单位"的体制机制,以便在增添生态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塑造环境友爱型组织;各组织同样也需要协同创新与合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履行义务、担当责任并做出贡献。     

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

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     

有关“朋—友”现象的原体验分析

在理想状态下,"朋-友"现象是一种以友爱为本质的现象;作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意味着关系双方的本真存在向对方的敞开与绽放.但从汉语词源上讲,"朋"和"友"的不同含义却显出朋-友关系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其中,"朋"侧重于利益的共谋,"友"侧重于心灵的相吸.从现象上看,作为从陌生性向亲密性和友爱性的动态过渡,朋-友关系始终包含着未定的背景因素.这些背景因素一方面会对朋-友关系构成潜在颠覆,另一方面又使朋-友关系的持存得以可能.这种朋-友关系的内在张力使德里达借古人之口说出的:"哦,我的朋友,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悖论性呐喊得以可能.由于朋-友关系体现出来的对他者的友爱态度构成其他一切爱的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形成其他爱的关系中友爱态度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友爱态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着某种张力:它一方面在扩展自身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在失去自己的本真性根基.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论解构与友爱政治

解构的概念与德里达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一项政治工程。德里达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王国的友爱政治理想的批判中,清楚明白地揭示了党同伐异的思想观念是政治学的本体论思想观念。而对此的勘定,最重要的是分析语言,是语言而不是现实才使民主总是不能差强人意。为此,解构西方政治思想借以阐释民主的那一套语汇,才有希望通达一个新的政治学观念。但是,即便做到了这一点,民主也会因为处于解构利刃之下,仍然难以担保不成为一个语言无以名状的幽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照下,虽然他的弥赛雅救世主义乌托邦的民主社会概念对批判地思考我们社会有所帮助,但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兜着圈子,回避了“人们如何到达那里”的问题或历史实践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品质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德性是什么"是其关键性问题.亚氏用下定义把德性的种差规定为中道,把德性的属规定为品质.品质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更是一种稳定的习性;这种品质是一种卓越,是人之为人本性的圆满;这种品质的实现,是指德性作为一种倾向性会产生与这种品质相同的德性行为.亚氏的伦理学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也是一种品质伦理学.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本论文对儒家伦理精华的“仁爱”进行了历史与当代的价值评析 ,认为 :一、“仁爱”是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展开的、义务和权利极不平等的“爱” ,透过表面的美妙说词 ,它推行的是一种充满虚伪和功利内涵的伪爱、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 ,与现代文明倡导的友爱博爱精神相去甚远 ;二、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过去时态的先进文化 ,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三、当代道德沦丧以及所谓市场条件催生的贪污腐败 ,并不是儒学伦理丧失的结果 ,相反 ,它正是孳生这类现象的根源。     

觉解人生的心路——琦君文学作品中佛教文化现象探索之一

琦君以佛教思想感悟人生,把佛的"爱"融入到自己爱的认识之中,因而形成独特的"爱"思想.文章对其"爱"思想的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浑沌之爱、明觉之爱、同生之爱等方面具体剖析她觉解人生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