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底层的真实表述——评《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

一、导 言 “怎样接近和还原底层女工真实的主体性存在”是韩国西江大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金元( )教授所著《女工1970 :她们的反历史》书中追 问的核心问题。在这本充满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的著作中,长期 被工人研究忽视的“底层女工”进入研究视野,作者通过对上世纪     

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

工作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这是劳工研究的基本议题.本文以成都市一家酒楼为个案,全面考察了该酒楼女性服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着力回答工作之于这些青年女性农民工的意义.笔者认为,进城打工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底层服务业的工作是他们转换自我的平台.具有改造合格劳动力、催化劳动者社会成人和支撑劳动者未来生活规划的三重意义.本文对工作意义的探讨拓展了学界对劳动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而未来社会农民工问题与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交会将展示出服务业农民工劳动研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变化外,还有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信息及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来说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     

她们是农村版海归

《小康》杂志4月8日的文章说，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项目《打工妹返乡后的状况》启动，学者们对返乡女农民工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调研结果令人惊叹，“她们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下一代，     

《女工记》——底层女工的生活呈现与命运抒写

《女工记》是诗人郑小琼的一本叙事诗集，它描写了一百多位底层女工的生活与命运轨迹，每一首诗都是以叙述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在这些近乎纪实的诗歌中，呈现的是底层女工们的普遍生活和各异的命运，塑造了底层女工个体生动而鲜明的形象，更是整个时代的映像。     

青年、文化与阶级:试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文化维度

英国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青年亚文化,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流派。伴随着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崛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在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范式:"阶级形成"范式强调这一群体的苦难、集体抗争与阶级的形成,"市民化"范式强调在城乡二元文化对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融入。这两种范式都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的文化生产。杀马特和庞麦郎这两个个案的出现彰显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突破既定范式的需要。借鉴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以一种"亚文化范式"切入新生代农民工考察具有可能性。     

这个时代打工者的位置问题

我一直在考虑,那些被叫做农民工的人,那些被称为打工仔或打工妹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处在怎样的位置。     

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检讨

文章立足中国,对印度底层研究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检讨。与印度底层研究者重塑底层历史、批判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底层问题主要关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分化的事实及其后果。如何开放底层讲述的空间,倾听底层的微声,记录底层的言说,并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把握底层形象,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这是印度底层研究对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将处理印度底层历史问题的理论框架运用到分析中国底层现实问题中来的前提。     

流动女工职业选择的特点分析

近几年,流动女工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她们作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社会发展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对具有代表性的流动女工群体的职业选择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认识流动女工职业生涯发展的特点和困境,也为我国发展女性职业生涯辅导提供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不容忽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打工妹身份的人大代表刘丽直言,因为长时间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临时夫妻"的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现实性。在外务工的农村男女青年,夫妻长时间分居,因为生理、情感的需要,各自暂时抛弃伦理道德的束缚,和朝夕相处的     

调整经济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中国拥有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世界对"中国制造"毁誉参半,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也褒贬不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中国制造"终结了无止境扩张,企业产能严重过剩,贸易摩擦纷至沓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成本测度——以中国五大城市群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动态过程出发,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测度了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104个主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成本。结果表明:(1)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巨额资金,政府和企业存在较大压力;(2)住房成本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主要成本与收益;(3)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将提供农民工市民化的容纳空间;(4)农民工市民化后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与工资成本不相上下,用工成本提高。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

针对长期以来农民工调查缺乏抽样框的困境,本研究引入被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对全国7个省13个城市(区)农民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实际情况,采用非固定点调查法,并对原有方法有所改进。本文是对RDS在农民工调查中的效果评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此次对农民工的RDS抽样所获样本达到了均衡,且在较短招募批次内快速收敛,所获样本代表性较好。本文认为,RDS抽样虽然不是对目标群体的完全随机抽样,但可以在努力改进和严格执行抽样程序的基础上获得一个渐进无偏的样本,并对样本偏差做出估计。RDS可以作为农民工及其他缺乏抽样框群体抽样的有效的替代性方法。     

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

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到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政治"叙事模式的转变;由于"身份—政治"叙事模式既包容了"生存—经济"叙事模式的关怀,又避免了生存论预设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矮化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窄化倾向,故相对具有优越性。不过,目前不少在"身份—政治"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处理有关。通过对户籍制度与公民权的重新检视,本文援引新近有关公民权的社会学研究,从承认与排斥的关系来理解公民权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思考了"农民工"这个"群体"及其获取公民权的进程。     

相望150年:中英两位过劳死女工命相连

何春梅,于2005年10月因连续加班4天而劳累猝死的中国女工;安沃克利,于1863年6月因连续劳动26.5个小时而劳累猝死的英国女工。两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相同命运的女工,都是资本关系下“过劳死”的牺牲品。虽然,这是大约150年的历史跨度,这是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市场文明延续,然而,这些都是资本在没有遏制条件下肆虐的恶果!先看媒体记录的现实镜头:2005年11月上旬,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何春梅累死了,加班还在继续》这种骇人的标题述评一条消息:四川籍女工何春梅在广州市的铧鑫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何春梅是活活累…     

咨询热线

国家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哪些规定?问:我是一名进城务工的农民,请问国家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哪些规定?刘子川答: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文件,对进城就业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关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明确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具体内容包括: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女性就业现状与前景——调查、统计与分析

就业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认为,尽管全球就业形势严峻,但是,目前世界就业状况的一个突出倾向却是在就业人员中,女性就业人数日益增长,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经合会成员国,同时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亚洲、非洲等国家。作者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现代化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等客观因素,及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独立意识增强等女性主观因素方面,分析了女性就业率上升的原因。作者从全球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出发,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特别是进入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产业结构阶段后,一方面给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机会,女性就业率从改革以来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女性就业人数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加速发展,女性就业人数显著上升,第一产业女性就业率则显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改革后女工下岗人数增多,一些女工正经受着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转业阵痛。解决转型期女工下岗问题的主要途径一需政府政策引导,法律的保障,工会、妇联、社区等社会中介组织积极的帮助,二靠女工自身素质的提高,转变传统观念和“等、靠、要”的消极态度,积极闯市场、转新岗。那么,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推近,度过阵痛期后,广大女性将会获得更广阔的发挥自己能力的天地。     

比较视域下父代流迁子女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西八里村为例

农民工举家搬迁已经成为趋势之一,在陌生的城市中、陌生的生活习惯下,这些父代流迁子女自然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本文探讨研究这一群体对迁入地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旨在解决随迁子女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促使其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