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三态论”

随着比较文学在"后学"时代的形态演变,传统学理已无力阐说与包纳比较文学的新现象。通过建构"三态论",即将比较文学划分为实践比较文学、学理比较文学与他化比较文学三个形态,使比较文学的传统与新生共象得到系统的阐释。三态论不仅重估了常常被忽视的实践比较文学的价值,而且接纳了他化比较文学,使比较文学界长期以"一态"去统称事实上"三态"所带来的误指与纷争得到合理化解。     

《周易》"时"的哲学管窥

《周易》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而这种智慧主要表现为对境遇的时机化体认,可称之为“时”的哲学。不能将《周易》之“时”简单理解为一个线形的时间流,而应理解为一个表征宇宙万物存在方式的全面撑开的境遇。人作为宇宙大化流行中的一种存在,必然也是一种境遇性的存在。天地之“时”的品格为生生不息,人生顺天应时就应自强不息。《周易》对这一充满玄机的宇宙之“时”的探究,正是为了观照人生,以提高人的生存品质,而这也正是《周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生态"概念的存在论诠释

目前中国哲学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能够面向经典,挖掘并梳理古代思想家的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但历史描述有余,义理论证不足,儒家、道家、佛学的生态学思想经常被表象化、肤浅化、人格化或伦理化。哲学家应该从形上高度去建构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为物之生生奠定逻辑支撑,聚焦于物自身的存在状态、物为什么能够生出来。所以,存在论意义上的生生之道应该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通行的“生态”可解释为“生的状态”、“生生的状态”。宇宙万物都处于生生的状态,生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特征。因为生生,世界才呈现为不断延续的过程整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的易,指物自身始终以运动的方式存在着,是当下物自身朝着自己而生发自己、出离自己的不断涌现。于是,“生生自庸”、“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类的哲学命题才能够彰显出深刻的哲学意蕴。     

"戏剧化"、"意象化"与"声情化"——中国新诗音节理论的历史重构

从系统的功能化角度来看,新月派的“声情化”与现代派的“意象化”、九叶派的“戏剧化”一样,也是新诗为进一步提升汉语白话的表现力、克服自身早期“直白化”缺点所做的重要的功能性的自我调整。“声情化”的提出,符合新诗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新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诗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e"时代的"有形之手"--浅论政府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企业“E”化时代的作用 :政府上网为企业“E”化推波助澜 ;撬动政策杠杆为企业“E”化造势 ;既订游戏规则 ,又履行“亮牌”职责 ;“E”化企业 ,要靠政府请“财神”     

张东荪"人生价值观"初探

张东荪人生价值观是以其“泛架构论”宇宙观和“层创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他提出了“主智的”、“创造的”、“化欲的”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本义就是“发挥理智,构成人格”,人生目的是超越“今此”,放大生活,人的主要使命是求知,人生价值是在全宇宙的进化历程上而定的,“朽”与“不朽”是以是否有利于宇宙的进化为评价标准的。     

"罗马化"若干问题论略

“罗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罗马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于“罗马化”的定义与内涵,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从本质上看,“罗马化”是一个民族强迫其他民族接受其政治统治,不仅仅表现为物质文化的变迁。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罗马化”的载体和推进者。罗马统治阶级的统治政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罗马化”发展的进程。罗马的皇帝、总督、军事将领和军队等是罗马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因素。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西学"存在论"与中学"本体论"

Ontology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可称为西学“存在论”,“本体”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关“本体”的思想即是中学的“本体论”。以“本体论”译Ontology并不确切,但不能由于约定俗成的译名的不确切而否定中学“本体论”思想的存在。西方传统Ontology作为“是论”与中学精神比较隔膜,而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换,则为西学“存在论”和中学“本体论”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契机。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法轮功"痴迷者自焚的精神医学分析及其预防

“法轮功”痴迷者对李洪志的崇拜和对他散布的歪理邪说坚信不移 ,这种现象在精神医学上可称为一种“类妄想性亚文化信念 ,”它不仅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而且也属于“精神卫生”的研究内容。对“类妄想性亚文化信念”的认识及治疗 ,应该把重点放在对这类精神病发生的预防上 ,在揭示了“法轮功”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本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 ,唤醒人们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人生观的教育     

"80后"的语文背景

"80后"的另类写作与他们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脱节的.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复杂的语文背景构成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写作的师承,即对鲁迅、钱钟书、博尔赫斯和王小波、王朔等,以及对武侠小说、动漫、"下半身"写作等的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一方面体现了对成人社会规定的大胆反叛,即对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中学教育体制自觉与激烈的反抗和批判.他们在作品中尽情释放被压抑的个性.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方面,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主要的理论渊源;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新突破和新发展。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     

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的实证解释

青春期中的青少年是处于心理冲突中还是可以平稳度过,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讨论的焦点。“推拉理论”揭示了青春期中青少年性行为何以发生,又何以约束的本质。通过15年来对大城市青少年的性意识和性行为变化的跟踪发现:(1)“环境变量”是健康的,性教育开展本身将有利于绝大多数青少年安稳地度过青春期,而不是相反。(2)城市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即一方面对青少年 (中学生)性行为存在“高估”偏向,另一方面却对大学生性行为存在“低估”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