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汇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代表着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创刊之前,郭沫若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八位编委人员。随着史学和时代发展,在1954至1966年间,《历史研究》进行了三次编委调整,其中既有人员的增补,也有编委的撤换。这几次编委的变动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编委的变动及工作情况折射出了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值得后人进一步思索。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纪要

为了促成并加快史学范式的转变 ,培育并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 ,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 ,2 0 0 2年 4月 15— 18日 ,《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古都开封召开“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及设有史学专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等近2 0家杂志社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就史学的学术规范、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史学期刊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的合作等问题 ,进行了热烈讨论 ,并达成了许多共识。学术规范问题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李振宏 (《史学月刊》)认为 ,学术规范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是…     

《史通》的性质与理论体系

《史通》是公元八世纪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史通》对自孔子修《春秋》以来1200余年的史学发展、特别是对两汉以降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涉及到广泛的史学问题,致使历来的研究者在高度重视这部史学著作价值的同时,在如何认识其性质与理论体系问题上,众说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14世纪藏族传统史学代表作,研究这两部著作对于把握整个14世纪时期藏族史学发展特点以及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这两本著作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史学地位和史学意义.     

魏源史学思想探微

魏源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为后人留下了卷帙繁多的史学论著,他的史学思想也很值得研究。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皇朝经世文编》等,都反映了魏源的著史意图,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魏源的史学特点“预示着史学风气的转变。”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不能不注意魏源的史学思想,而且还应该从他作为起点。本文仅对魏源的史学思想作一点探微工作,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志指正。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断代史学研究的创获——《唐代史学论稿》述评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瞿林东教授所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稿》)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唐代史学研究论著,也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第一部断代史学研究论著。该书分上下两编,共辑入23篇论文。上编是唐代史学通论,论述唐代史学发展大势或某一侧面的成就,凡7篇。下编是关于史家、史书和问题的分论,按时间顺序编次,凡16篇。《论稿》全书重点论述了唐代史学发展的大势,唐代史学的社会作用,唐代史学的突出特色,对唐代史学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往深层挖掘出了一批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学家。本文拟从这五个方面对《论稿》作一评述。     

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上)

一、概说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１８３９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１８４２年）、《海国四说》（１８４６年）和《瀛寰志略》（１８４８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突破和发展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     

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

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争议,表现为三大派别: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二,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三,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不但肯定<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史学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促进了多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对这种史学现象的梳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文、史观念的发展演变.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发表的《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的姊妹篇。作者是想通过影视史学来展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文章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从史学理论的视角再谈影视史学。     

易学与中国史学

在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几个重要关节点上，易学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古代史学中，先秦史官的殷鉴思想、司马迁的见金观裹论、欧阳修的历史变革主张、王夫之的历史兴亡观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更不说，都与《周易》的通变思想密切相关。近代学者剥去了《周易》的神秘外衣，以人世历史的事实解释《周易》，其中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就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