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教是对周人诗教的哲学变革。孔子诗教以“礼义”为选取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思想结构,获得了“仁”之本质规定。孔子诗教推行对话式、兴发式教学方式,兴发式是师生共同对道德精神的召唤,对话式是师生平等主体与思想者之间的对话。孔子诗教确立了“思无邪”的价值准则,旨在培养“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诗”与“礼”“乐”共同实现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此即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论》的思维方式与孔子诗教的政治伦理功能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章的解释与《论语》所引"诗"的分析,认为孔子将诗进行了政治和伦理化的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孔子诗教的这种功能与类喻式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除了价值观外,这种思维方式是诗教之有政治伦理功能的原因。     

论孔子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后人常以＂诗教＂或＂乐教＂指称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而＂文质观＂逐步推导将使我们看到,在孔子的哲学中,＂诗＂与＂乐＂已产生分离,走向独立,这就是其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辨体”辨

体裁被抬得大高了文言文统治文坛到了后期,尤其是到了桐城派高举义法大纛的时代,文章的体裁被抬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些封建文人接过“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的口号,对文章的内容创立神理气味、阴阳刚柔之说,强调声光色象,对各体文章定了调子,对各种体裁设下规矩准绳,摆出“文体既定,则行文之得失,自当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的格律,凛然不可侵犯”的架势,文章如和条分缕析的体制差别一点儿,就被斥为违背义法。     

“言意之辨”新辨

依据信息理论讨论“言能达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三个古老命题,考察“言外之意”的信息载体。     

散文诗辨

在我国新时期,散文原野,花团锦簇、蝶舞蜂喧;新诗世界,云涌星驰、新潮迭起。随着散文和诗的发展,我国新时期的散文诗创作,已在走向繁荣。且不说这几年报刊上发表、文诗单篇或组曲的盛况,仅以散文诗集而言,一九八一年以来,已出版“黎明散文诗丛书”,“曙前散文诗丛书”等一大批。     

现实主义辨

一个最混乱的概念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中,现实主义,一直是一个最重要、最常见的概念,也是一个最混乱的概念。就目前现状来看,最常见的含义至少有以下四种: 1.现实主义=唯物主义。有的同志这样概括道:“归结起来,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是在文艺创作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①这就径直把     

教书育人辨

教书育人,概括了学校教育的本质特点,反映了教育的根本职能。是教育工作者必须从理论到实践都很好地解决的首要问题。这里,笔者愿把几点粗浅看法谈出来,就教于同行,以期在探讨中共同提高认识。     

老韩辨

<正> 老子、韩非的思想存在着渊源关系,为汉代以后的学者所公认。但这种关系的内容究竟如何,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究。综合解放后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以老子的思想为唯心的同志,认为韩非改造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入于唯物主义;以老子思想为唯物的同志,往往援韩释老,以韩说来论证老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笔者认为,要谈韩非对老子思想的继承或改造,应对老韩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一番比较与辨析。上述的两种意见,似有失于偏颇,值得商榷。     

创作方法辨

创作方法辨刘正强创作方法是文艺理论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名为“方法”，实际上又不限于方法。在西方文艺史上，它和几大文艺思潮的关系非常密切，虽各自独立，却又互相重选、互相渗透，它常常是在文艺思潮中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     

申国辨

申国是由古老氏族发展而来,由于拆分和迁移,加之早期文献材料之不足,使得好多问题不能解决。如申国早期氏族活动的地域问题;初封时的申国在什么地方;周宣王封于谢的申国在哪里;今河南南阳、信阳人都说各自地区有一个古老的申国等等。参加讨论者也发表了一些论著,但意见纷纭,未趋统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仅就上述问题略作考辨,疏漏错误之处,诚望识者予以指正。     

神韵辨

王士祯为清初诗坛领袖,吴陈琰评其诗说:“先生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摄其大凡则要在神韵。”(《蚕尾续集序》)《四库全书总目》云:“士祯论诗,主于神韵。”(卷一九六《渔洋诗话》提要)王士祯虽主神韵,却没对神韵这一概念作过明晰的阐述。人们对王士祯之所谓神韵的传统解释是“风神韵致”。不过,“风神韵致”四个字并非比“神韵”两个字好懂,所以这种以古解古,等于同义反复,并不能说明问题。     

言意新辨

本文从“我们用语言思考吗”这个问题开始追问,围绕“语言决定论”和“思想语假说”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提出质疑。本文指出,“用什么思考”的意思不是“思考时心里浮现了什么”,而是心智活动通过什么表达系统获得直接表达。思考以语言为归宿——在言说活动中,多种多样形式的心智活动通过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表达系统获得表达;这种表达是未成形东西的成形,而不是一种现成物转换成另一种现成物。本文借用交通系统来理解表达系统,进一步阐明以上论点。立足于以上基本思想,本文分别对“动物的语言”,“形象思维”、“内部语言”、翻译、“普通语言”,“找词儿”、“言不尽意”等多种题目展开讨论。言说活动一端连着言说者的种种经验,另一端连在语言上。语言不决定我们的思考;但说话的动物习惯以语言为归宿来思考,因此,语言参与塑造我们的思考。用英语、汉语、几何图形思考,思考会各有不同。本文更进一步说明,虽然字词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表达系统,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验都可以通过字词语言获得充分表达。     

传统辨

传统不是某种过去了的东西。传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甚至即我们的生存方式。所以它对人是内在的。但并不等于说传统不能成为研究对象了。人的对象是人在实践中主动设定的，所以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传统对人不仅是给定的，人们在接受传统时，同时也在创造传统。所以传统永远是活生生的、发展的。传统一旦形成，便会获得某种独立的生命力，而不是一堆僵死的教条。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寻章摘句，而是理论联系实际。     

左右辨

左右两字,在现代汉语里,基本意义是表示方位。左,指面向南时靠东的一边(跟“右”相对);右,指面向南时靠西的一边(跟“左”相对)。左,还可以表示进步的、革命的,如左派、左翼作家联盟;右,则指保守的、反动的,如右派、右倾。在古代,左右两字,在表示方位时,与现代汉语意思相同,左与右并列对比,则可用来表示地位的高低尊卑。古代尊崇右,故以右为较尊贵的地位,而以左为较低的地位。《廉颇蔺相如列传》(高中语文第一册)记蔺相如     

企业家辨

企业家和企业经营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辨析 ,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企业成长中的不同身份和作用     

浪漫主义辨

社会主义文艺究竞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这是今天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无论在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文艺信条方面,还是在总结革命文艺的经验和成就方面,都把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和准则提到一个突出的地位加以运用和研讨,这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今后也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笔者想就与此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看待浪漫主义,谈两点粗浅之见。     

御史大夫职掌辨

林剑鸣先生在《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3.3)一文中,认为御史大夫是“为率(牵?)制丞相而设”,其职掌是监督和牵制丞相、分割丞相之权。我认为林先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据此人们认为御史大夫之职掌就是(?)助丞相统理政务,为副宰相。林先生认为此“乃后人之误解,汉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按即“坼”字)不副”及《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证。于是得出:“‘副丞相’者,分割丞相权者之谓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是“副丞相”之副是否与此二处之副同意。按“不坼不副”是指生孩子,孩子从母体生出来犹如分割母体之肉。“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指把瓜剖切开。(参郑玄注)若“副丞相”之副同此二处,则可解为“分割、剖切丞相”,即从内体上分割丞相。此意决不可解。可知林先生所举例证无法说明问题。其二是汉代人对“副”如何理解。《史记留侯世家》“误中副车。”《索引》引《汉官仪》“属车即副车”。蔡邕《独断》:“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此副车即属车。《释名·释首饰》:“王后首饰日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显。”《后汉书·景丹传》“迁朔调连率副贰”。注:“副贰,属令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后从为副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左贤王为单于“储副”,此外,两汉书中还有副中郎将、副王、副校尉、副封、副侯、副使等名称,皆为副属、次贰之意。总之,汉代人所谓“副”是指从属、次贰,与今天所谓正副之副同。并没有分割、剖开之意。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辨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总有人视它为社会历史批评。如美国的魏伯·司各特就说它是“社会批评的一个特殊支派”。近年在我国已有类似看法。如“我们所说的社会批评,当然是指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分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亦即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历史的批评”等等。难道马克思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