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李逵戏漫议

在元杂剧的李逵戏中,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和高文秀的<双献功>是水浒戏中的优秀剧作.<李适负荆>重在描写李逵粗夯、莽撞的性格;而<双献功>则通过李逵的"乔行径"刻划了他机智、灵敏的性格.元杂剧中的李逵形像,不论是机警还是鲁莽,都是剧作家在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下,按照生活逻辑赋予人物的理想色彩,表现了李逵性格的鲜明性、多样性.     

谢玉辉与皇甫少华形象之比较

同样作为女性叙事文本,<再生缘>与<玉钏缘>有着斩不断的血缘联系,<再生缘>中的男主人公皇甫少华与<玉钏缘>中的男主人公谢玉辉两个人形象有一些类似之处.但是,由于两种文本产生的时代差异和作者思想认识上的不同,皇甫少华谢玉辉相比有了许多变化.     

围城内外--《伤逝》的启示

鲁迅的小说<伤逝>是表现知识分子生活思想最深刻、艺术最圆熟的一篇.它通过对涓生和子君从初恋、同居到最后分离的悲惨结局,反映了婚姻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婚姻是项事业,需要人们去经营.而这两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没过时,这就决定了<伤逝>不仅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同时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凤凰"自比"黄鹤"好--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超越性

历代对崔颢<黄鹤楼>的评价都非常高,而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多有贬低.其实崔诗开篇滞缓重复,在精神上是消极的、悲观的,是个人之愁.李诗在句法上概括精炼;在章法上抒情怀古巧妙地结合;在境界上积极奋发、乐观向上,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所以李诗不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胜于崔诗,即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失落的世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女性描写的比较

无论是表现王侯将相、叱咤风云的男儿天地的<三国演义>,还是描写下层社会、英姿飒爽的须眉英雄的<水浒传>,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女性的身影.两部作品对女性群体的描写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在封建文化"男尊女卑"意识的支配下,两部作品对女性都存在着女人非人、女色祸水的观念,其中的女性在男权的压迫下,始终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本文试着比较这两部作品的女性世界,挖掘其中的女性描写,探索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     

记忆与表象——《京华烟云》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与女性形象

在林语堂先生最引以为傲的小说作品<京华烟云>里,呈现出作者独特而充满睿智的女性审美观和审美心理.在林语堂的记忆深处,<红楼梦>和<浮生六记>这两部作品一直保留着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位置,并对他的一生尤其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在小说<京华烟云>里,林语堂巧妙地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和<浮生六记>中陈芸的性格合二为一,借鉴塑造出姚木兰爽朗乐观、豁达大度、优雅多情、持家理业之能者的理想女性性格,将自己对女性的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记忆综合地赋予给了木兰.<京华烟云>中的姚莫愁则从<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里得到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也吸收了其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营养,在摒弃了薛宝钗伪善性格的同时,塑造了莫愁为人实际、大方得体、成熟稳健、聪颖圆滑的性格特点.     

女性意识的高扬--《镜花缘》女性解放思想之探讨

出现在<红楼梦>之后的<镜花缘>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又一部奇书.书中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女性解放意识,它不仅承认女子的才华不亚于男子,而且认为女子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它甚至用女权主义的手段向男权主义发出挑战,让几千年以来一直高高在上的男子在女性面前低下了头.他的空前大胆的女性解放思想使它成为中国小说中思想特别激进的作品.     

自然主义的花朵 语言艺术的结晶——《蓝色旅馆》写作特色评述

本文论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短篇小说<蓝色旅馆>的写作特色--新颖的自然主义创作手法及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克莱恩写作特色,是他对美国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在<蓝色旅馆>这一短篇小说中,不论是情节展开,还是人物刻画,克莱恩都挥洒自如地运用了自然主义写作手法.而他言简意赅、口语体语言风格,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才华.     

在出走与回归之间--从《不明飞行物》看城市女性的道路

都市社会带来的生存领域的分野和个体意识囚禁与舒散的张力,是女性意识的温床.赵凝的小说<不明飞行物>注目于都市场景中女性所受到的来自都市社会、男性及女性自身的三重压迫,通过展示城市女性经由自我发现、自我寻找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迷失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实现女性主体意识完全觉醒和生存境遇彻底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试论《唐璜》的女性群像

长诗中,唐璜和女性都是诗人性格的外化,前者代表了诗人的理性,后者代表了诗人的激情.在<唐璜>这幅"人性图"中,女性群像丝毫不比主人公唐璜这一形象逊色.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不仅是<唐璜>表达主题的重要方式,而且蕴含着诗人对生活的批判.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态及其经验探析——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主要考察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建了全新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新不仅体现为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权体制，还体现为在各级政权的干部来源、工作作风、政治过程等方面都展现出全新的特点。其经验包括成功在根据地实现了组织化领导，开放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方式，不拘一格的政治生活形式，充分发挥政权的主导作用等。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科学发展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创新

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创新与科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了共同体的体制构成及其体制创新的一般过程。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的发展已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张,同时也表现为科研资源的配置与组合的合理程度,这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需要及其自身的完善性。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建设者

入世五周年来,中国在以WTO为主体的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作用日趋增强,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一方面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入世红利”和“增长红利”。中国正逐渐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入世五年,既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理智务实地处理现有国际体系、现有主要大国相互关系的一个缩影。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     

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概念的淆乱与矫正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不仅被用于表述EPR理念(或思想)、EPR策略与EPR原则,还被用于表述EPR政策与EPR制度,从而造成了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概念的淆乱不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源于1988年瑞典隆德大学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首次提出的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概念,应是从法律制度角度对EPR所作的定义。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概念建立在"生产者责任延伸"与"制度"这两个基本概念之上,由"生产者责任延伸"与"制度"的各自含义所共同形成,是指国家为了应对废弃产品问题所制定或认可的,用以引导、促进与强制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包括了生产者的延伸责任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调整机制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

南宋政权面对外部压力,保证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是统治者具体而又实在的统治目的.在追求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南宋政权显现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这种基本性格既制约了宋孝宗"内修政理"的努力,也妨碍了韩侂胄"恢复故疆"的进取意图的实现.     

转型期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的构造及权重的确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在近中期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中国可采用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制度关键就是如何赋予篮子货币中每种货币的具体权重,众多文献都将贸易差额的稳定作为货币篮子权重的选择目标,优点是能降低汇率变动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缺点是不能规避非汇率变动如我国大规模降低贸易壁垒、资本市场开放后突然出现大的资本冲击等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相对生产率进步指标纳入权重的计算,既吸收了篮子货币的优点,又能规避非汇率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政治转型序列范式研究：韩国的视域

民主化作为整个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在序列上通常包括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阶段。本文以政治转型理论为分析基础,旨在推绎韩国民主化序列范式的演进逻辑。当民主政体巩固序列步入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后,其进路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文化。     

列宁对官僚主义的透视和剖析

十月革命后,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种种原因,官僚主义逐渐成为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的一大祸害。列宁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它的危害、产生的根源,而且提出了消除与克服这种祸害的根本途径和各种举措,为新生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