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

歌与诗起源于不同的言说时空。歌源于原始人类自由的言说,诗则起于西周集居住、行政、宗教祭祀于一体的宫廷政坛的＂限定言说时空＂。不同的起源,决定了歌与诗不同的原始功能：歌的本质是音乐,更多用于个体的抒情言志;诗的原始本质是一种政治工具,其原始功能限定在政治的歌功颂德与讽谏。     

早春黎明的歌声—从唱歌到写诗——《中国诗歌史稿》第二章

原始诗歌,口耳相传,缺乏文字记载,很难找到信实的材料,只能根据后人的追记或伪托之作,联系当时可能的生活情况,和社会学家对现代落后民族风俗习惯的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合理的推想,作出探测性的原始诗歌源流发展的历史掠影。有如在早春黎明的晨光熹微中听到渺远隐约的歌声,领略到一点光明在望,芳华初萌的直觉预感。诗歌这个合成词,正好标明我国诗歌发展中存在的两大体系:歌唱的乐府诗和吟诵的韵律诗。从数量和普及面来说,一般是诗胜于歌,但以发生的先后而论,歌毕竟又是     

诗学卮言

同根同源同体异名——诗与歌词的关系“诗歌”一名,始见于新文化运动,是伴随白话诗、新诗、自由诗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确定的。今天的诗,在我国古代称作诗或歌;古代并没有“诗歌”的名称。名依意而定,这说明,我国古典的歌,唱的是诗;我国古典的诗,是能唱的歌。诗与歌词,名虽不同,可并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仪式视阈下的上古诗歌艺术发展史——评张树国教授《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上古诗歌与乐舞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学术问题很多。张树国先生的大作《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以上古祭祀歌辞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与上古宗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诗歌起源及发展史、诗歌的文化内涵及美学内涵都做了认真研究。提出了“诗乐舞产生并发展于祭祀仪式”的文学艺术起源说,强调祭祀仪式与诗乐舞的互涵互动关系,而在仪式的背后则是渐去渐远的宗教伦理背景。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诗歌语言中“声、音、韵、律”关系的符号学考辨

诗歌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两个层次、四个要素之间的混淆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声与音、韵与律的混淆,第二个层次是声音与韵律的混淆。在符号学上,声与音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诗歌语言的语音兼备表情功能而使两者混同;韵与律原是分属语言与音乐,诗与歌的原始结盟使语言在音乐的影响下形成纯形式的格律,韵与律自此难解难分,并演化为格律。在新、旧诗更替中,韵律或格律的去留问题成为焦点,诗歌整体声音问题被狭化为格律问题,而中外诗歌写作史上声音与格律一直是两个平行的话题。现代诗放逐格律,但没有放逐诗歌的声音,反而释放了诗歌声音的潜能,在声音语象的创造上与中外诗歌传统一脉相承。     

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本文根据《与元九书》等原始文献,认为白居易诗歌编集时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是以"言志"、"缘情"为分类的主要依据,其分类对古代诗歌的分体、本体论和感伤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白居易感伤诗的心理成因是两次人生巨痛和对"诗人多薄命"的反思;最后从《白氏长庆集》中提取出白居易原始分类时的一百余首感伤诗,提出"原感伤性"、"再感伤性"的概念来解读这些感伤诗。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毛奇龄《诗经》辨伪述略

辨伪是毛奇龄《诗经》研究中较有特色和成就、价值较高的部分,考辩作品多,涉及内容广,论据丰富,论证深入,且少有其他作品中习见的粗疏、谩骂风气,并形成了独特的辨伪范式,具有鲜明的体式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成就与影响。     

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

<诗经>中的<郑风>多为情歌,这与郑国地理、风俗有重大关系.溱、洧地处中原腹心,那里地势平坦,不仅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种植,而且道路辐辏,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富足,风气开放.溱、洧两河交汇,流水淙淙,绿草茵茵,风景秀美,民风淳朴.这正是<诗经·郑风>多情歌的原因所在.     

从左思《咏史》诗看其思想变化之轨迹

左思的《咏史》诗完整地展现了左思一生情感历程的变化轨迹。诗人由早期的渴望建功立业到功业难就之后的失望与愤懑乃至最终步入超脱这一思想变化脉络 ,都在其《咏史》诗里表现出来。对此变化过程及其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有助于加深对诗人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九歌》应该是苗族古代民歌

从诗歌本身来看,《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祭祀乐歌,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结晶。《九歌》同苗族古代民歌有着紧密的联系,苗族古代民歌及苗觋神辞就是《九歌》的一部分原型,《九歌》明显留有苗族古代民歌的痕迹并与苗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河州“花儿”的成因及艺术特色研究

河州＂花儿＂作为一种以歌咏爱情为主的民歌形式,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河州＂花儿＂形成的要素包括地域文化、民族融合以及诗经的影响等。作为一种民歌,河州＂花儿＂具有灵活多样的比兴手法,丰富多姿的曲令艺术和苍凉悲怆、高亢嘹亮的旋律,用词精妙传神、妙语连珠,表达方式新奇独特以及多样化的美学风格等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