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宗派图》本名考

宋代影响一代诗风的江西诗派之得名 ,源自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宗派图》。《江西宗派图》 ,又有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对于此图本名 ,未见有人予以分辨。江西诗派是否存在 ,能否成立 ,一直有人存有疑问 ,其重要原因是图中所列之人并未在一起共结诗社 ,而此图之一名《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恰恰又有“诗社”二字。现存较早记载此图的南宋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三言“《江西宗派图》中有谢 ,恐须别有佳句” ,前集卷四八谓“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 ,自言传衣江西 ,尝作《宗派图》” ,后集卷三四引《诗说隽永》亦曰“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     

论吕本中与其《江西宗派图》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的创作,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上江西诗派的存在。作为第一个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绵延百年,影响南宋诗学深远。但"江西宗派"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主张与统一行动的现代型文学流派,只是作者吕本中对南北宋之际诗坛松散团体做出的整合。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的私人目的,由于文献不可征,故已不可追溯。只有从北宋的政治文化形势出发,才能找到《江西宗派图》产生的深层动因。     

《江西宗派图》作年考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之作年,今人多有争议,有谓是其少时所作,有谓是其南渡后所作。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四、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四中刊载之《江西宗派图》,其中所列江西诗派人名,对于三位诗僧祖可、善权、如璧,唯称如璧俗名饶节,莫砺锋据此定此图应作于饶节出家前,并进而推断其作于崇宁元年（１１０２）或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初（《江西诗派研究》附录三,齐鲁书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版）。实则饶节出家后,吕本中仍称其俗名（见《紫微诗话》、《师友杂志》）,故据此定《江西宗派图》作年…     

北宋豫章诗社考论

黄庭坚外甥徐俯约于元祐六年在南昌与当地诗人结社唱和,后人称为豫章诗社.大观年间,诗社吸引了一批游宦江西的诗人参与其中,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诗社.诗社探讨句法,倡导学习六朝诗歌的流丽,注重物象写实.比起标举理趣的元祐诗风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南宋诗歌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社的参与者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与此有密切关系,《宗派图》中所列绝大多数诗人分别属于当时的豫章诗社、临川诗社和庐山诗社,而这些诗人与豫章诗社诗人多有往来,可以说,豫章诗社对江西诗派的提出起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开江西诗派的先声

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祖师,自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来,即为众所公认。其后虽有方回《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而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历代言江西诗派者,仍祖黄氏。因为以杜甫为主,不过是探源之论,于时太远。且如黄庭坚,虽以学杜相号召,也不是左规右矩,亦步亦趋,而是要从继承中     

谢薖的诗歌创作及其风格

谢工薖是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诗人之一。据清人赵之谦所编的《江西通志》记载:“谢薖,字幼槃,逸(谢逸)弟,自号竹友。尝为漕司首荐,省闱报罢,以琴弈诗酒自娱,诗文不亚其兄,时称‘二谢’。”(见《江西通志》卷一五一列传引《林志》)他的诗作虽然只有272首,且多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圈子,但却反映了北宋末年一批落拓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好尚、心态与情趣,体现了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共性与幼槃的创作个性。     

论方回的江西宗派学说及其对陈与义的评价

方回是继陈师道、吕本中以后能深切领会“山谷之旨”并发扬光大江西诗派理论体系的重要诗人。方回没有单纯地把诗风和诗技蹈袭看作宗派传承的衣钵,而是结合南宋江西诗派发展实际,采用铨选实证的手段,以实践创作返观“山谷之旨”,重在考察师法老杜、师承山谷诗学精神的创作高度和理论纯度,众多言论都表现出他对山谷诗技与诗法学说之间存在不同境界的自觉感悟。他致力推举的陈与义,不惟在创作上与江西诗派所标榜的诗歌主张合辙,在持论上也有登堂入室成为江西派中巨擘的资格。     

江西诗派称谓辨

江西诗派作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所引起的争论也多。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之人不皆是江西人，自宋至清，对于此派为何单以江西为名一直为人所怀疑与异议。南宋刘克庄即质疑道：“派中如陈后山，彭城人；韩子苍，陵阳人；潘*#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蕲人；晁叔用、江子之，开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当时如曾文清乃赣人，又与紫微公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当日无人以此叩之。”(《江西诗派总序》)清代张泰来也对此疑惑难解：“诗派独宗江西，惟江西得而…     

“派称江西”的文学文化考察

自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始,诗派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出现,后经过刘克庄、方回等的张目阐发,江西诗派的理论建构逐步完善,不仅在宋代,甚至在整个诗歌史上,形成了言诗者必称江西的传统。历经宋、元、明、清,江西派在诗学领域获得经典地位的同时,其概念范畴也逐渐溢出诗学的单一指向,渗入文、词,甚至画、印等文学艺术领域。清代文献中的江西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显扬标榜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甚至作为一种拥有伟大传统的文化资本被不断追叙。从江西派概念的推演泛化过程入手,以探究宗派观念在诗学领域的经典化途径,进而考察其如何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学文化视野的过程。     

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

“活法”的困惑提到杨万里的“诚斋体”,就得提及他的“活法”。他同时代的诗人,公认“诚斋体”的“活法”是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然而,由于对于“活法”解释的不确定和偏重于个人感受的随意性,使得“活法”的含义流动和模糊起来。这样,对于这位南宋大诗人独特的诗歌个性的研究,便始终好似有一种雾里看花,真真幻幻,捉摸不透之感。本文准备就此作新的探索。“活法”一词,源于吕木中《夏均父集序》。吕乃“自言传衣江西”以作《宗派图》而名闻后世的人。他对“活法”的注释,实际是对该宗派的创     

《蚀》的结构臆探

<正> 一般来说,紧扣题目所做的文章,结构应是严谨的。茅盾谈《蚀》的结构时,说他“是粘住了题目做文章”,然而他又说《蚀》的“结构松散”。这两者是否矛盾呢?(一)谈到《蚀》的结构,一般人都批评它松散,茅盾自己也说:写完《幻灭》之后,“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回忆录》)关于结构的松散,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曾具体论述过。它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三个中篇的联结上看,是松散的。《幻灭》《动摇》《追求》的人物、事件各自独立,关系不紧密。     

情感的朦胧性和文学的模糊性

一个作家是怎样进入创作过程的?无数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它往往是由于情感的推动。屈原为什么作《离骚》?司马迁说:“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平也。”《水浒传》是怎样创作出来的?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可见《离骚》和《水浒传》都是作者强烈的感情驱使的结果。当代一些作家也有与此相同的创作体验。曹禺说他写《雷雨》时,“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杨朔写《三千里江山》时,也是“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     

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

陈与义(1090—1038)是南北宋之交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对于他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前代批评家评说纷纭。在此我想对它们作一理性检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吕本中曾于北宋末年作过一篇《江西诗社宗派图》,其中未列陈与义之名。与义一生也未有人谈及他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在其表侄张(山皋)与友人葛胜仲的悼文与诗序里,也只谈到他与山水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及柳宗元的关系。南宋人将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相关联,是在江西二巨子偃息之后逐步形成的看法。二者之间的纽带是杜甫。杨万里开始注意到陈诗与杜     

《哈克贝里·芬》的伟大何在

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于1876年问世,同年他开始撰写一本自称为“另一本儿童文学”的新作。他对于这一新的尝试并不很以为然。他说,他着手写它,“与其说是有何意图,倒不如说是为了要有所事事。”他并没有沉湎于该书的创作——“只有到了一定的火候,我方能对它爱不释手。”他还说:“半途即将它束之高阁,亦或是完稿后将手稿付之一炬,这都是可能的。”该书的写作,其间停顿了长达四年之久,然后才提笔续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论辩

《孽子》是白先勇至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据作家自己说,这本书写得很吃力,从1971年写起,时断时续整整写了十年,写得他“心力交瘁,命也短了几年”。从《孽子》先在复刊后的《现代文学》、后在其他报刊连载发表开始,对它的褒贬毁誉就沸沸扬扬,没有断过,一直延续到今天。从选材、主题、情节、结构、艺术水准到语言运用,几乎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参差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分析与评价。这与当年对《台北人》的交口称赞形成了鲜明对照。198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孽子》的大陆版,对它的褒贬毁誉自然也就不同程度地延伸到了大陆学术界。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有什么积极意义?这很值得人们认真玩味与思索。     

职位和胆量

“职位越高,则有胆量者越少。”这是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一句似乎“不逊之言”,写在他的《战争论》上,其实也并没有半点“犯上”的恶意,倒是老实说了多年身为统帅的甘苦。他的意思,简括说来有这么几点: ——将帅的职位越高,则对他的智慧、能     

易理三论

这两段话十分重要,它概括地表达了《周易》的宇宙生成观。 在《周易》看来,万物的来源是太极。太极是什么呢?太极就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那么,这混沌状态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周易》没有明说。目前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看法是,“太极”是“物质性的”,高亨教授即持此说,据此,他认为《周易》“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含有一定的唯物因素”①金景芳教授也大体持此说,他认为“周易讲太极,即只讲有,不讲有之前的问题,即它认为宇宙从来就存在,没有开始,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