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山东妇女婚姻家庭生活概观

本文根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东部分的有关数据,从婚姻的主体形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家庭中的夫妻对话交流、夫妻间的冲突、女性在夫妻性生活中的状态以及女性对自身在家庭中地位的感受诸方面,对山东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状况作了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认为自主婚姻已成为山东妇女婚姻的主体形式;夫妻共同决定家庭事务已成为生活的主流;城镇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高于农村女性.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北大核心

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1960年以来基于夫妻户口类型划分的4类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运用rank-rank相关系数和“交换指数”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2003~2018年间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项全国代表性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所包含的81756对夫妻,发现中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均为城镇户口的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为农村户口的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匹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的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这些发现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对婚姻匹配模式的深远影响,对探讨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对1975年(含1975年)之后结婚的18~59周岁分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和教育匹配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初婚夫妇的婚龄匹配依然以传统的"男大女小"模式为主流形态,主要介于丈夫小妻子1岁到丈夫大妻子4岁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体上看,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平均婚龄差(绝对值)的均值呈上升趋势;农村和城镇初婚夫妇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找年龄相同或相近的配偶。在初婚夫妇教育匹配上,同质婚和异质婚中的"男高女低"仍是中国城乡婚姻匹配的主要形式,教育匹配的同质婚更多地表现为夫妇双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对等;由于教育普及、高校扩招以及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上升、性别平等推动等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两性教育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初婚夫妇教育匹配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教育匹配的同质性则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适婚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受教育程度趋近的配偶,因此,女性在择偶过程中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配偶的可能性和倾向性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获得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都不均衡,一些地区尚存在性别差异,而同质婚的增加和异质婚"男高女低"婚配模式的减少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难以通过婚姻实现社会流动,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男性可能在择偶时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     

婚姻支付对农村夫妻权力的影响:全国百村调查的发现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九省百村的"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资源理论进行拓展和本土化来定量分析婚姻支付对农村地区夫妻权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婚姻支付和夫妻权利存在地域差异;以婚姻支付为代表的婚前资源对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利有显著影响,嫁妆相对于彩礼的水平越高,婚后非男权的发生概率越大;夫妻相对收入、相对持家贡献和妻子行为自主权也对夫妻权利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时代变迁,农村夫妻权利模式逐渐趋于非男权化,但是夫妻权利在婚姻缔结时就已成较为稳定格局,女性婚后通过个人资源提升权利的空间变得较为有限。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     

中国老年人口的养老意愿及其城乡差异——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建立养老服务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文章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比较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分析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受个体、家庭、社区三类因素的共同影响,呈现多元化特点,而对农村老年人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则基本集中于家庭因素.结果表明城市老年人更趋向于独立居住或入住养老机构,而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态度和支持程度.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