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试析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

回鹘文《金光明经》译自汉文本。回鹘文译者对汉文偈颂也以回鹘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翻译。本文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与汉文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梵文偈颂、汉译偈颂和回鹘文偈颂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的独特片段

文章对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部分与汉文本不符的颂文进行了翻译并查考其他汉文异本得出这些颂文译自《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的结论。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文心雕龙·养气》篇赞语的美学意义

《文心雕龙》早已成为中国文论与美学中的“显学”,而其诸篇赞语的学术意义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养气》是《文心》创作论中的重要篇章,其以《管子》、王充的气论哲学作为基础,使之成为文学创作之“神思”的动力.《养气》赞语以其隽永朗练的四言诗形式,将《养气》篇的内容浓缩于其中,并将其明确地置于文学创作思维的框架之中.结合《养气》正文对《养气》赞语加以美学角度的诠解,发掘《文心》诸篇赞语独特的理论价值,可能会成为龙学研究的一个独辟蹊径的切入点.     

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籍里歧说考略

“建安七子”中,有四子的籍里出现歧说。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王易)、刘桢。现将四子籍里略加考证。 一、徐干 徐干籍里,旧说有四:1.曹丕《典论·论文》云:“北海徐干伟长”,以徐干为北海人;同于此者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向长青《诗品注释》等;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人生目标定格的心理教育

敦煌文书中,有诸多唐代人对满月时的孩子,以及对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颂愿文.孩子满月宴和婚礼宴上,要请"文朗"等人诵读"愿"文.满月时,颂愿男孩:身体健壮,智慧、孝友、忠良,向善、从善、积善,结交不凡之人,心境逍遥,严于修身,学富报国,维护正义,光耀家门.颂愿女孩:贤淑端庄,秀丽守贞,明理聪慧,心善身修,断疑除惑.也告诉家庭:孩子是"仙"降人间,父母宜承恩善养,以报天恩.婚礼上,颂愿婚姻:从结婚开始,男女双方彼此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是家族成员的一分子,共同的责任是生儿育女,共荣共升,双方要束然少年之气.颂愿新郎:潜心家业和事业.颂愿新娘:妥当安排家中之事,相夫教子.这些愿文内容实质上是唐代丝绸之路河西段特殊的社会家庭中,人生目标的定格心理教育,对当时该地区乃至整个大唐和谐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铸造之功.     

论袁宏的创作及其《后汉纪》

袁宏在东晋一代,文名颇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称他“有逸才,文章绝丽”。可是他的作品今存者殊少,仅诗六首,文十余篇,而且多为残存的佚文。其中较完整的只有《咏史诗》二首和《三国名臣序赞》稍为人们所重视。真正使他不朽的则为史学名著《后汉纪》。不过,从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议论看来,和他现存的创作中所表现的思想不大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笔者想就他所处的时代及其经历作一些探讨,请大家指正。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诗集传》注音初探

宋朝以后,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下简称《集传》)一直是国内外读者学习和研究《诗经》的一部重要参考书。《集传》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编写体例和注疏方法上说就有许多独特的地方。本文打算就《集传》的注音问题作些探讨。本文所用《集传》的版本:一,1958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该局上海编辑所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宋刊本校改的新辑本;二,1977年10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根据1962年2月港版重印本。本文考察《集传》的注音,全部以国风160首诗为主,同时也参照了雅和颂。这不单是因为国风是我国古代民歌的优秀遗产,还因为它比雅、颂较为口语化,押韵的频率也比雅、颂都更高,更便于作语音的分析比较。     

清代颂体文学钩沉

颂体文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很多成果, 但清代颂文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依据学界已有的清人文集研究成果, 可以从文集索引、大型文集以及别集中钩沉出清代颂文的基本情况.体式上的集大成、内容上的世俗化倾向、创新上代为作颂和集经语现象的出现, 构成了清代颂文的主要特征.清代颂体文学的发展与清代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在颂体创作上有一定的创新, 也体现出因循的特色.深入研究清代颂体文学, 有助于理解颂文的历史发展脉络.     

《唐代墓志汇编》铭文校点献疑

唐代墓志对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3607方,以通用繁体字录文,并加以新式标点,汇集成书.我们在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做唐代语音调查时,发现铭文韵字尚存在一些文字校勘问题.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材料,我们以搜集到的墓志拓本图版为底本,并参考各家录文资料,从诗文用韵角度出发,对其中若干条不合押韵规则的铭文作了考证,分定标点、避形讹、补缺字、订衍脱、正倒文、辩俗字等六个方面讨论了录文校点中存在的问题.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对《西风颂》翻译之管见——与杨熙龄同志商榷

<正> 中国读者对英国浪漫派杰出诗人雪莱(1792—1822)的诗作并不陌生,他那举世闻名的《西风颂》更为多数读者所熟知。《西风颂》是一首“颂诗”(ode),这种“颂诗”原来是古希腊文学中的一种抒情诗体,是描写庄严、高雅主题的,结构严谨,语言优美,常常可以配曲演唱、舞蹈。雪莱的《西风颂》所采用的是贺拉斯颂诗的一种变体。全诗共分五章,每章十四行,每行五音步,抑扬格;但它与一般的“十四行诗”(sonnet)又不一样,因为它每章是由四个交错押韵的三行组(terza rima)和末尾两行对包(couplet)构成,其韵律是aba,bob,cdc,ded,ee。雪莱的《西风颂》有多种中译本,他们分别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英国诗文选译集》(王佐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2年6月出版的《雪莱抒情诗选》(杨熙龄译),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于1984年出版的《世界抒情诗选》(其中《西风颂》的译者是江枫)以及《译林》1982年第二期(译者卞之琳)。上述译者都     

李清照《浯溪中兴碑颂》写作年代商榷

李清照有两首《浯溪中兴碑颂和张文潜韵》,研究李氏者都认为写作年代在北宋.张耒(字文潜)是北宋人,李氏却是跨北宋、南宋的人,两诗是否写于北宋,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唐诗人元结,曾作《中兴颂》,歌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功绩.颜真卿写了这篇颂刻在浯溪(今湖南省祁阳县西)崖石上.张耒写了两首《读中兴颂碑》诗,李氏和了两首     

论《颂》诗不是原始宗教诵辞——《<颂>诗新说》商榷

《颂》诗中的“颂”字,历来多释为“容”,而《颂》诗本身则大家公认是周代宗庙祭祀的乐歌,是一种溶诗、乐、舞为一体的表演艺术。近世以来,有人提出异议。张西堂先生认为“颂”即“镛”字,为“镛钟”。此说虽在释字上有悖于传统说法,但仍认为《颂》诗含有歌乐舞蹈。最近,刘毓庆先生撰有《<颂>诗新说》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颂》诗源于“诵”、即诵读,疑其本字为“用”,为宗教祭祀时开册朗诵意,并由此以为《颂》诗不是乐歌而是原始宗教诵辞。这就对《颂》诗的性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此外,他还提出大武乐章不入《周颂》的新说。笔者冒昧揣摩,觉得刘文不无不妥之处,故在此谈谈不同的看法,敬祈刘先生并方家指正。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为文不在多,一颂了伯伦——从《酒德颂》看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刘伶的名作《酒德颂》真实地袒露了其内心世界,是他的一封自白书。本文从《酒德颂》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抒发的情感两方面来还原刘伶以酒为务、遗落世事、睥睨礼法之士的狂狷性格,并以《酒德颂》为窗口探究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