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拓跋魏宫廷文化述论

为适应统治先进地区的需要,改变文化、政治统治上的不适应,拓跋鲜卑改弦更张、变夷从夏,积极推进文教治国的方略。作为政治中心的宫廷,广泛聘请汉族知识精英,搭建宽松的沟通平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之成为新的学术重镇,对内徙胡人的汉化、文士化及贵族化产生示范、导向和推动作用。北魏宫廷定期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主要有讲学研讨、学校教育、藏书校勘、游园宴饮等。该时期的宫廷学术植根中原肥沃的文化土壤,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鲜明的特点,它以河北学风为灵魂,奉行兼容并包的原则,胡人的角色意识渐趋增强,为华夏文明的保存及提升做出难以磨灭的贡献。     

城市文化讲座的传播理念解析

讲座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城市文化讲座要做到百花齐放,既贴近现实又贴近群众,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在对象方面就要做到"开智的民本化",在主体方面就要做到"引智的民间化",在内容方面就要做到"用智的民生化"。     

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考辨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以其宗室令望,致力于文学人才之招集活动。刘义庆所招文士,入于义庆府者共八人,另有三人辟而不就;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在人员的出入流动中保持了相对一定的规模。刘义庆招集文士的活动,自刘宋开国之始一直持续到其晚年,在江州会聚文士只是其整个招集文士活动中的一点。除开江州以外,京师建康、荆州、南兖州也是刘义庆招集文士的重要地点,尤以荆州最为突出。因此,所谓"江州中心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荆州时期才是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北魏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姻与民族融合

拓跋宗室是北魏王朝的轴心骨干，作为其巩固政权根基、整合利益关系的利器，婚姻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治国方略和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的客观反映，也是北朝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过往学者偏重探讨融入崭新民族与文化要素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却忽略了对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媾网络的揭示，给北魏早期史和拓跋成长史研究造成不小的缺憾。梳理资料发现，当时宗室择偶对社会性民族成分的重视度远逊于政治性的集团归属，姻戚族属各异，却主要源自支撑北魏政权骨架的代人集团，尤其是代人中堪为皇权附庸的各股“宾附”势力。另外，体制内的阀阅世资亦构成早期宗室婚媾的主导因素，联姻资格线基本划在累世官资一至三品的所谓一流门第上，借此反衬自身天潢贵胄的身份定位。早期宗室特定的择偶标准体现了拓跋氏置身先进文明环境而对实现门阀化的迫切诉求，即仰赖政权力量，以通婚为媒介，试图突破汉人固有门第秩序和民族隔阂的桎梏，以体制要素为基准实现囊括全部胡汉官贵之阀阅体系的再编成，客观上奏响了之后民族大融合的序曲。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中国文士阶层与儒家文献的经典化

儒家文献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延续两千年的文化活动,对于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文士阶层广泛采取了文必祖述、注疏经典、实用化改造、提倡教育、书籍刊刻等方式,扩大了儒家文献的阅读、接受范围,强化了儒家文献在国家政治、社会道德中的认同。其中,也寄托了文士阶层深沉的道德、政治、文化、社会理想。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