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思想邻壑现象

无论从林语堂对白璧德学问和人品的肯定,还是从他对人的灵性和悟性所采取的新人文主义式的阐述,都可以判定他是一个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信奉者,但他却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撇清自己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任何联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其实体现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思想邻壑.文章详细分析了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思想邻壑现象,这对林语堂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     

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与乌托邦冲动

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白璧德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道德原则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以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文化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宿命

以选择、平衡、谐调、纪律等作为信条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启蒙诉求存在着本质的错位,因此,尽管吴宓等学衡派人士进行大力宣传,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历史宿命,这是由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了的,无关乎它的传承者是谁,传承媒介如何。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性观

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中国新人文主义作家既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主张通过对欲念进行适度制约,通过理性来节制感性,防止感性的放纵与泛滥,抵制物质对人性的异化,进而使人性达到最佳平衡。新人文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具有合理可取之处,这对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多向度的白璧德——国外白璧德研究评述

国外白璧德研究呈现出多向度的特征,涉及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诸如哲学、宗教、政治、文学批评、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且都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科交叉意识。但国外研究者侧重于白璧德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美国本土性特征,普遍缺少东西方文化会通视域,对其思想中所涵摄的东方文化要素涉及较少,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白璧德思想整体性和一致性的把握。     

文化守成主义与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倾向

自1925年至1937年,即闻一多留美归国前后到西南联大前,他的思想偏向于文化守成主义。其渊源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经由梁实秋的影响而接受之。闻一多由文化守成主义而生成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倾向,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其一,维护传统文化,寻求恒定的价值标准;其二,对西方殖民文化威胁的警觉与抗争;其三,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予以抵制与批评;其四,坚持古典主义的文学是生活的批评的原则;其五,强调文艺表现常态、健康的人性,以理节情,化丑为美;其六,追求健康与和谐的整体的诗美建构。     

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阐释与认识

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则是一种人生观,他坚持人生是有规训与纪律的,并提出著名的人的"生活三种境界"说与"人性善恶二元"论;他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认为人性法则的终极目标就是达到人类至善至美的中心.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实则是与希腊古典主义、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相呼应的人文主义,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就是回到古代圣贤走过的路途之上,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     

现代人文主义的人生礼教读本--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

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为思想内核,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性的阐发,既有文学理论层面的论述,也有文化、社会心理和哲学层面的探析。吴宓在书中融进了自我的人生体认,这就形成了他的文学观与人生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又由于吴宓执着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理,从而使得《文学与人生》成了一种类似于人生礼教的读本。     

新人主义义者的追求－－论梁实秋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

192 4年秋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 ,选修了契特雷治教授的“莎士比亚”、韦伯斯特教授的“培根与密尔顿”、默道契教授的“美国早期文学批评”和白璧德教授的“1 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其中白璧德宣扬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实秋晚年是这样表述的 :“哈佛大学的白璧德……融会中西思潮而成的新人文主义 ,使我衷心赞仰。”1“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 ,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 ,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 ,我受他的影响不小 ,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2自此他告别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理想 ,走上了新月时期新人文主义的思想道路 ,成…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新人文主义者的追求——论梁实秋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

1924年秋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选修了契特雷治教授的“莎士比亚”、韦伯斯特教授的“培根与密尔顿”、默道契教授的“美国早期文学批评”和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其中白璧德宣扬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实秋……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梅光迪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

“五四”之初,梅光迪在和胡适的文学论争中激烈地批评新文化运动,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文学主张。主要内容为:第一,提倡中庸,反对偏至;第二,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第三,须在传统中寻求恒定的美学法则。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

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气象 ,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 :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 ,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 ;“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 ,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 ;“山”与“海”的意象组合 ,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 ;“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     

论林语堂与佛学的关系

林语堂的创作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深受佛学影响，他试　图以佛学思想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重建人文主义境界。林语堂与佛学之关　系是２０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宗教影响的重要个案。     

江湖与中国雅文化

本文对中国文化中并不隐秘而又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的“雅文化圈”中的“江湖现象”进行了梳理研究。文章首先对“雅”“俗”文化作了简要的界定,并对“江湖”在这两个文化层中的不同的意义和表述功能作出比较,然后描述了“雅文化”与“江湖”的关系的三种表述方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湖”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意义与位置,探讨了“江湖雅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的种种原因与其中所显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作者认为,“江湖雅文化”的特别发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色和中国传统文人既有洁身自好的追求,又有个人主义、逃避主义心理的群体性格,它的成因在政治制度、主干思想等八个方面。     

理性传承:重建新人文主义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唯有理性地批判中外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继承和弘扬古今中外文化中的精华,尤其是科学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孝思想等人伦道德观念,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方能建构社会主义的新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