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堂口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组建了许多堂口,规模不一,既沿袭了传统会党的组织形式与某些外在形态,又因时而发生新的改变,甚至出现了军队化的倾向。盗匪并不忌惮,公然以堂口之名勒收保护费等有之。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堂口林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工商业发展与剧烈政治变动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整体而言,传统会党影响在减弱,但非法地域势力的影响却在加剧,从中可以看到,军阀政治对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秩序的武力化影响。     

清代盗匪案的类型与成因

盗匪案涉及基层社会的治安问题,这类案件的增多是社会动荡的先兆。根据盗匪团伙组织行为方式的变化情况,清代基层社会盗匪团伙案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临时组织型、松散组织型和半军事化组织型。社会贫困化是盗匪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战乱和地理环境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清代盗匪案的类型演变和发展轨迹,能够寻找到与民国时期盗匪猖獗的现象贯穿一致的历史脉络。     

广东谘议局与清末广东禁赌

粤人好赌,屡禁不止,晚清尤烈。清末广东的禁赌运动,与新设之广东谘议局有着紧密联系。官方与部分议员在"先禁赌"还是"先筹抵赌饷"问题上本有分歧并逐渐冲突,而议员之间的分派也渐趋明显,终致广东谘议局议员集体辞职事件的发生。综观宣统年间禁赌过程,筹抵赌饷实是关键环节。各方商业和权力利益的复杂纠缠,说明了清末政治废弛、经济无力、控制力式微现象。仔细考察清末广东禁赌过程,实能反映颇多问题。     

从市民社会到地方自治运动的视角看清末地方控制政策的变迁

在清末,随着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生活领域控制和民间结社限制的放松,在一些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化的趋势。此后,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立宪"的过程中又启动了地方自治运动,促使地方控制政策发生了新的变迁。     

清末广东警察职能分析

晚清警察的设立是以国家职能为目的,社会服务职能是警察职能最外在的表现,但由于清政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决定了广东警察职能的特殊性。文章对广东警察社会服务职能内容和作用进行阐述,并从人口控制和舆论控制的角度重点对广东警察的国家职能加以论述。     

重访历史与关照现实——《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评介

《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从清末的新军失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报刊舆论失控、民众运动、财政危机、教化危机等方面对清政府的危机应对进行考察,加深了对清末社会复杂性的理解。该著立足政府视角阐述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呈现出新颖的研究取向、敏锐的问题意识、充分的学术对话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等特点。其着力探讨清末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优劣得失,得出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移民与故土:旅沪广帮与晚清广东社会

上海是晚清粤商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旅沪广帮十分关注晚清时期广东的主要社会问题,并尽可能地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影响.欲全面了解晚清广东社会,必须将他们的活动考虑在内.此个案亦可加深对中国传统移民与其故土关系的认识.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变迁——以重庆消防管理为视角

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历了从一体管理到合作管理,再到专职管理的变迁,这两次转变过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有不可替代性;亦反映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地方政府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与不平衡性。从政府管理职能角度来探讨传统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研究较为薄弱,而其中鲜以个案城市为切入点。以重庆消防管理为视角研究晚清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历程。     

清代东北社会秩序的逆转——同治年间之大动荡

清朝同治年间,东北地区陷入空前的社会大动荡,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严重;剥削加重,经济萧条;防务空虚,封禁失败,局部开禁,管理滞后;流民激增,民风下移,恶俗泛滥;武装举事频发,社会治安失控。这一时期的乱局,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清廷封禁政策遭受冲击,名存实亡,不得不逐步开禁;整饬吏治,变通官制,增设治民机构,弱化了地方矛盾。诸种变化显示,清廷在战略上,不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更突出其"边疆"地位。在社会意识上,"民族"意识逐渐淡漠,"区域"意识在增强。另一种影响,则是马贼胡匪时而肆虐,从清末到民国,持续未绝,难以根除。     

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百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理解客家传统社会,这有着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为了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年8月6-8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就晚清的政治制度改革、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晚清财政与金融、晚清文化与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防范与失范：清末民初女性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清末民初国家和社会针对日益增多的女性犯罪，先后采取了一定的防治措施，这对控制女性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防范方法的失当，救济机构的不完善及救济措施的不健全等原因，当时各种防治措施并未能有效地减少女性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