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与变:中西本体论的融通——台湾新士林哲学家罗光形上学问题新探索

西方现代哲学,"动态化"成为主流,传统形上学之"有"的恒常与稳定遭受质疑与破坏。台湾新士林哲学代表人物罗光,一面继承中古士林哲学,确立"有"的实有性,另一面援引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之动态化天命观,将"行"纳入"有"的本体,终至导出"绝对之有"概念。罗光紧紧围绕"有"、"行"内涵,剖析深层所旨,展现了新士林哲学形上学融通中西本体的实在论特征,而新士林学派所示之研究视角,也为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又一崭新的学问样态与研究课题。     

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关系多有探讨,但对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则研究不足。本文旨在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并重点就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究竟什么是形上学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 维也纳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其目标是要把所谓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纲领。怎么把“形上学”驱逐出去呢?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划界问题解决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划界问题如何解决呢?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台湾天主教新士林哲学形上学的义理归旨

在现代汉语言哲学中,台湾新士林哲学是一支发展势力强盛的哲学流派.在现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浪潮中,这一流派坚持形而上学并谋求和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因而把握这一流派的思想特质就必须从其形上学入手.本文认为其形上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如下几对范畴的规定上存有本身与自有的存有,类比与分享,个体与位格.从这几对范畴出发就可以把握该流派的精神取向.     

“事在”·“人在”·“义在”──马克思哲学是“意义形上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形上之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时代精神,作为精神形上学的哲学则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即是哲学的转向。现代人类精 神之重心转向人本身和人的生活,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正是现代精神重心之形上升 华,它面对三个世界：感性世界（事在）、人类世界（人在）、意义世界（义在）。这一哲学 是以感性现实生活为对象,以人类的理想本性为对尺对之进行人道评价而获得的意义世界, 即“为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故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意义形上学,也即是人道主义 的现代哲学形态。     

"哲学的终结"和中国哲学的回应

与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谓“中国无哲学”论以及形形式式的“哲学终结论”相呼应,国内学术界也有种种对“中国哲学”存在意义的怀疑。但是检索20世纪中国真正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在哲学理论和哲学史两方面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实际上已经对那些批评作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它包括作为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作为理论的中国哲学创造。后者主要围绕着重建意义世界这个中心,在形上学的本体论、宇宙论,和伦理学、道德理论两个层次展开,表现出高度人文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哲学智慧。     

存有与实践：马克思的存有学洞见及其与儒家存有学的比较

马克思有没有自己的存有学 ,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本文认为马克思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存有“学” ,却具有深刻的存有学洞见。这一存有学洞见使马克思的哲学既实现了对传统形上学的批判 ,又避免了丧失形上学所导致的价值虚无 ,并为形上学的未来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理路。     

“意义世界”的意义——读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一一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     

形上哲学的迷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偏失

“哲学是什么 ?”“哲学与科学是什么关系” ,等等 ,这些哲学的元问题 ,是哲学观所要回答的本质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保守主义哲学观的对立出发 ,分析了现代新儒家哲学观在哲学与科学 ,以及人生观问题上 ,偏执于哲学形上学的追求 ,主张哲学仅是一种主观生活信念和理想体系 ,否定哲学对客观自然事物的科学认知功能等种种片面性。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与科学等问题上的辩证认识。在肯定现代新儒家等开掘哲学思维方面的意义的同时 ,也检视了客观主义、科学主义 ,对于现代社会、人化自然等丰富多样性和人文情怀关注及哲学阐释的欠缺。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

在哲学领域,方东美注重的是形上学,即本体论。他不仅在阐释儒、道、佛诸家哲学时采取形上学的途径,在进行中外哲学比较研究时选取形上学的视角,而且自己建构了一个哲学形上学的体系,这就是他的生命本体论。一、生命本体论的形成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时间上说,从他早年接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到晚年完成自己的生命本体论架构,历时数十年。从逻辑上说,则是由提出“生命”的本体意义,到阐明生命本体之功用,遵循着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思维路径而落定。（－）确认“生命”为宇宙万物之本体方东…     

论关汉卿杂剧的士林人生理想

关汉卿杂剧中士林群像的人生道路轨迹可概括为:自幼读书,文章满腹,科举得中,步入仕途,志扶社稷,为民做主,个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其人生理想的追求历程体现出三大特点:即人生目标的明确性,追求历程的悲剧性,科举高中的喜剧性。这种人生理想的建构是作者个人主观理想与传统文化、时代文化中士林人生价值观整合的结果。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角度观照之,还可透视关汉卿所代表的元代士林的共性文化心态,体悟关汉卿杂剧深刻丰厚的文化意蕴。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

本文重在探讨方东美关于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设想。本文首先分析了方东美从“形而上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 ,从而把中国哲学界定为“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 ;然后分析他依据这一界定 ,将四大精神传统 (原始儒学、原始道学、中国大乘佛学、宋明新儒学 )交融与会通处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成就 ,进而以这四大精神传统的传承为主线将四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确定为由高潮走向低潮、最终在清代中叶导致死亡的历史 ;最后就他所设计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作具体分析 ,以揭示他关于在现代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设想。     

哲学文化学发凡

传统哲学面临被“文化哲学”终结的危险,“哲学走向文化”仅是一道曙光。对“哲学如何被文化涵摄”的开发性研究能够将哲学研究引向光明,并且能充分表述“原生态的形下→文化哲学→哲学文化性反思→哲学文化学推动→升华了的形下”这种“从文化到哲学再回到文化”的哲学发展历史循环。笔者的探索是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类型进行深层生态学研究,讨论与“哲学文化性”相关的“哲学之场、能、效”等基本内容,描述中国传统哲学在“大文化”涵盖下各类新型的文化形态、生态特性及其今后的发展路向,研究在“后文化哲学”阶段中“文化形态的哲学”或“哲学的文化”所能够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能效,以此建构一种有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继续发展的“哲学文化学”。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敦煌哲学:实在性哲学还是建构性哲学

敦煌哲学的提出,究竟是依据于敦煌现有的地域实在及哲学史实,还是仅仅是以敦煌的象征意义而创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这是敦煌哲学所以成立的前提性问题。敦煌哲学缺乏实在性的哲学研究对象,因此本质上是以实相精神性为核心的创造性的哲学。以敦煌已有的一部分文化为基础,以敦煌所代表的人类追求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精神活动为象征,建构解决当代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体系,这应当是敦煌哲学的自我定位,也是敦煌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一大贡献之所在。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